有人这样评价已落地7个多月的“双减”政策：终结了愈演愈烈的校外补课竞赛。

　　“双减”政策的实施最高效地遏止了校外培训在资本作用下的疯狂扩张以及培训焦虑的蔓延。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原来的12.4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已经压减到9728个，压减率为92.14%；原来的263个线上校外培训机构也压缩到34个，压减率为87.07%。

　　中央“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要“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当“双减”的阶段性目标完成后，重构良好教育生态将成为“双减”落实工作的重中之重了。

　　学校教育将如何“提质增效”、家长的焦虑能否真正缓解、良好的教育生态如何构建等深层次的问题成了社会，也是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双减”落实好不好关键还要看课表，学校管理要重构

　　学生回归校园后，对学校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当然是学校的教育质量。“家长放不放心、学生愿意不愿意，要看学校能不能让学生在校内就学足学好。”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罗滨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要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学校必须从国家课程、课后服务、课堂学习和课下作业等多角度整体考虑学校教育的供给结构、内容结构。而其中第一个要提升的就是学校的教学管理。”

　　学校教学管理涉及学校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看似宏观，其实也很具体，比如教学计划最终会具体为一张张小小的课表。

　　很多一线校长也有类似的看法。

　　“‘双减’落实的好不好关键还要看课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知名小学的校长说，以前学校的课表不包括下午“三点半”之后的内容，而“双减”之后就得重新规划。

　　这位校长的话看似简单，道理却不简单。“双减”之后，要“提质增效”的学校，将面临从宏观到微观一系列深层次的变革。

　　“其实课后服务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单纯地增加一个看管的时间段，而是整个校内教育供给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此必须要提高课后服务的适切性和针对性，一定要跟下午3点之前的教育教学内容进行有机衔接和整体设计。

　　这对所有学校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北京市某中学的一名年级组长说：“以前排课表是一件挺简单的事，复制粘贴，再把个别有变动的老师调整一下就可以了，现在不行了，不仅要兼顾‘三点半’之前，还要兼顾‘三点半’之后，不仅要考虑老师是教什么课程的，还要考虑每个老师还有什么其他特长，同时要兼顾每个老师的工作量……”

　　“而且‘三点半’之后的课程不一定只开设在一个年级内，还可能是几个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是混龄教育。”罗滨说。

　　当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不仅要穿越班级、年级的界限，甚至是穿越学科的界限时，学校必须对教育教学进行重新的规划，打破多年来形成的惯性思维，对学校管理、教学管理进行重构。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田家炳中学校长李舒强所说的，这是一场育人方式的变革，学校不能再追求教师在课内的“教足教好”，而是要追求学生在校园内如何能“学足学好”，同时还要让有着各种需求的学生都能“吃得饱”。

　　作业不能再是“最熟悉的陌生朋友，学校教研要重构

　　作业，是每一名中小学老师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件事。

　　不过，在罗滨看来，这些年来作业却成了教师们“最熟悉的陌生朋友”。“老师们每天讲课的内容都有课件，但是‘作业’那一栏里通常是简单的‘P15-P18’，有的干脆在教学设计里直接写上‘作业略’。”罗滨说。

　　记者通过梳理发现，中央“双减”政策中明确提出要发挥作业诊断、巩固、学情分析等功能，同时提出要将作业设计纳入教研体系，系统设计符合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坚决克服机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

　　在“双减”政策的顶层设计中，作业不再是简单的重复演算、抄抄写写，甚至题海战术，而是学校教研的一部分。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学校校长刘希娅不久前在全国两会“代表通道”上所说的那样，“给孩子们提供的每一道题、每一份教学设计都经过精心论证，让专业而扎实的校本教研，成为减负与提质之间的重要杠杆。”

　　目前，这个“杠杆”依然是薄弱环节。有些地方和学校还出现了研究性作业“走过场”的现象。

　　“这个寒假，英语老师让我们自己导演、拍摄一段广告，可以跟学科内容有关，也可以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我们都很喜欢这个作业，拍摄完的同学就在群里晒出来，互相启发，有的人会再修改、再重新拍摄。”北京市某中学的董依依（化名）说。

　　在同学们的启发下，董依依拍摄了两条广告，一条关于春节民俗，一条是一本小说的推荐。

　　“不过，开学这么长时间了，英语课上过很多次了，老师从来没有提到过这项作业，我们交上去的视频也‘石沉大海’了。”董依依说。

　　近些年，中高考改革让越来越多的学校意识到了对学生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也尝试着设计出了一些研究性作业，但是很多教师还只停留在“作业布置下去就完了”的思维中，没有通过作业分析学情的意识，久而久之，学生对这类作业也就不重视了，甚至有些作业成了家长的负担。

　　“现在，实践性、长周期的作业少的状况普遍存在”，罗滨说，“好不容易有了长周期的作业，结果一些老师的批改和反馈不够，对作业结果的使用也不当。”

　　这反映出当前学校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错位：不少学校在课堂教学环节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和探索，从以教师的“教”为主转变为学生的“学”为主，但是在作业环节，“教师仍然习惯于应试导向下的反复练习。”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校长梅国平说。

　　老师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不久前刚刚完成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近五成教师存在着作业设计方面的困惑与困难，比如，“作业素材与相关资源不够”和“设计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的能力不强”等。

　　参与该项调查的专家表示，要提升教师作业设计能力，除了将作业设计纳入地方教研体系和教师教研规划外，还要对教师开展作业设计的专项培训，并利用各级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汇聚共享优质作业资源，提高教师分层、个性作业设计与评价能力。

　　孩子的成长不是“KPI”，家长的观念也要重构

　　学校正在行动，部分家长却还在摇摆。

　　刘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双减”一代家长，“双减”政策出台后，她的女儿正好上小学一年级。

　　没有家庭作业、没有一次次的考试，考试后也没有排名……

　　看着女儿的学生生涯在快乐中开启了，经过应试教育“洗礼”的刘娜多少有些不习惯。不过，真让刘娜感到“扎心”的是一次“随堂练”。

　　一共30道题的“练习”，孩子错了14道。“我感觉自己就像‘拆盲盒’，真不知道她哪天会拿回来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刘娜说。

　　刘娜不准备就这么等下去了，她要给女儿找老师了。“我们的日常工作，领导给布置了任务，你就知道了自己的KPI（企业一种目标式量化管理指标——记者注），有了KPI咱们就可以照着目标努力了。”刘娜说，“现在没有作业、没有考试、没有分数，我难道必须等到中高考再着急吗？”

　　伴随着家长的焦虑，一些隐形变异的培训班正在暗中生长着。

　　“我们有个屏蔽了老师的全年级的家长群，群聊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就是‘攒班’，家长们有的拉来了曾经课外班的老师，有的家长甚至说能请来某某学校的在职老师。”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对记者说，家长们在群里聊“攒班”的事也很谨慎，往往在群里只是简单发一个信息，有意向的家长们会迅速组建小群“私聊”。

　　前不久，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在确实出现了学科类校外培训由“地上”转入“地下”的情况，这类培训以“高端家政”“众筹私教”“游学研学”等隐形变异的形式存在于楼宇中、居民区里。教育部将治理隐形变异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去年各地共发现查处隐形变异违规培训问题2200多项，今年寒假共查处以“一对一”等方式违规开展培训行为1042人次。

　　其实，家长们也想改变。

　　“我们在调查当中发现，87.1%的家长迫切地想提高自身的家庭教育素养，82.5%的家长在家庭教育当中遇到各种困难，希望得到指导和帮助。”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说，当前必须全面提高家庭教育素养，因为，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家校社协同育人，家庭教育是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科技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胡卫则认为，要转变家长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学校扭转原来不科学的评价制度，不能只看学生的考试分数，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要有一个综合评价。

　　在这个基础上面要帮助家长重新建构一个评价孩子的“参考系”。

　　胡卫认为，现在家长们评价孩子时的坐标系是建立在“邻里间”的，常说的一句话是：“看看XXX家的孩子”，邻居家的孩子如果补了三门课，自己家孩子也得去补三门。

　　“现在要建立一个长期的、纵向的评价系统，不再跟别人比，而是跟自己比，看看孩子这一次跟上一次比有没有成长，这叫作个人内差异评价。”胡卫说，家长只有建构了这样的参照系，才能把目光真正聚焦到孩子的成长上，只有这样，一直以来所强调的“家长要陪伴孩子”才能实现，否则，家长一定是盯着别人家孩子的长处和自己家孩子的短处的。

　　“双减”是始于教育但不止于教育的一场观念变革，教育生态的重构依托的不仅是改变学校、教师、家长、学生等教育要素的观念，更要改变全社会的成功成才观念。正如胡卫所说：“孩子的成才不能只有一条路，只有全社会的各种门路都打开，让学生能够在各条道路当中都能才。这样才能为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空间和环境，真正使我们的教育回归教育的本真。”

　　“双减”对教育生态的重构依然在路上。

　　【众议】“双减”之下，“课后三点半”如何提质

　　记者注意到，“双减”后的课后服务质量的热度，从地方两会一直持续到全国两会。

　　早在地方两会召开期间，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省级两会代表、委员也在讨论这一话题。

　　比如江苏省政协委员、苏州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包晓健就发现，2021年9月以来，苏州市课后服务教师请假现象呈增加趋势。此外，在“课后服务中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这一需求下，学校艺术和体育教师满负荷运转，艺术、体育教师紧缺的问题凸显，难以满足学生的迫切需求。

　　包晓健认为，活动经费不足、课后服务质量难保证也是问题。“目前苏州每个学生每学期的课后服务经费是300元，如果按每学期20周、每周5天在校，人均一天只有3元。按每班40人计算，每班一天的课后服务费用只有120元，这样的数据，老师的积极性不高，也很难找到优质的校外资源来丰富学校的课后课程。”他建议，应制定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加大财政投入与家长适当承担双管齐下。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政协委员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双减”后的校内课后服务上。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把《关于积极应对“双减”后教师负担大幅增加问题的提案》带上了全国两会。他罗列3项针对教师负担的调研报告——一是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全国优秀教师李镇西领衔开展的调查，收集到有效的样本数据总数为6653份，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二是一家教育媒体面向9443名教师做的调查；三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向3000多名英语教师开展的问卷调查。

　　前述调查均指向一个重要问题：“双减”后，教师负担大幅增加。戴立益在这份提案中指出，选择“教师评优评先考核无变化”的受访教师占比90.86%；选择“教师晋升标准无变化”的受访教师占比95.22%。全国各地的评价制度并未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及时作出调整。

　　他建议，“双减”应成为各地、各学校的“一号工程”。第一，建议提高教师待遇或增加教师编制；第二，广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减轻教师额外负担；第三，完善教师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

　　“课后服务主要是安排学生完成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劳动实践，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这些安排可以与社会资源合作，包括高校、培训机构、图书馆、少年宫、美术馆等等，也可以包括一些培训企业。”戴立益说，这样做也有利于培训企业健康转型发展，构建以学校为主导的、各方力量协同育人的新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义和也关注到了相关问题。最近半年，他频繁调研了上海的各大中小学校后发现，部分学校努力加强课外资源建设，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课后服务，减负不减“质”；但更多学校的课外服务存在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的问题，难以促进学生的高素质发展。

　　“究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校内的课外服务不受重视，多数学校将课外服务设置为习题课或自习课，‘双减’实施时间不长，积习一时难改；二是校本资源不足，优质社会资源的利用渠道狭窄；三是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服务引进缺乏组织指导，服务质量难以保障；四是过度依赖本校学科教师资源，不仅增加教师负担，且降低了课后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章义和说。

　　为此，他也建议组织遴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校内课外服务的建设工作，并制定资质标准。

　　章义和认为，从北京、上海等试点城市来看，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是一个重要选项。他说，“当前各地教育局与学校引入社会机构进校服务的比例与速度远超预期，课后服务社会化即将成为一种新模式。为防止新模式所带来的风险，教育行政部门应尽快制定进校课后服务机构资质标准，组织公开申报，并遴选、公示进校课后服务机构白名单。”

　　章义和说，省市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应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会机构进校课后服务的质量和满意度进行评价，对于服务质量不达标或有恶性事件发生的机构，坚决予以清退。

　　此外，有的民主党派也把关注点放在了“双减”后的课后服务质量上。民进中央提案建议，在安排学生集中完成作业、自主阅读、学习交流，参与体育、艺术、科普、劳动教育等活动基础上，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学生的特长，对有天赋的学生进行英才教育。

　　民盟中央提案建议，订立课后服务目录和服务准入标准，动态遴选服务项目，不断扩充课后服务资源库。建立国家义务教育线上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网络课程资源；他们还建议，构建“兼职教师库”，招募志愿者、社会公益团体、高质量非学科类“白名单”教育培训机构；民建中央建议，建立学校课后服务供给调配平台，形成区域内统一的高质量体系化的课后服务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