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海波
顺着时间的河床逆流而上，以父之名，是百年传承千年的血缘密码，也是千年进化百年的文化钥匙。
——王海波
对大多数人来说，讲祖国的时候，其实是在讲家乡，而讲家乡的时候，其实是在讲玉米、老屋以及熟悉或陌生的父亲。
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再到这部《我和我的父辈》，三部曲的主题是不断拉近的，镜头是不断放低的，虽然都是从我的视角出发，采用了即小见大、以点带面的手法，但前两部讲的是“别人的故事”，而这部讲的是“自己的故事”。
小切口，大视野。电影《我和我的父辈》创作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展示百年中国的前进历程。《乘风》从革命年代讲起，《诗》则对准建设年代，《鸭先知》跨到改革开放，《少年行》切入新时代。
四个故事，照应百年党史的四个阶段，各有各的味道，不同观众也各有各的接受，一条主线串起的四个篇章，前后却用了两种讲法，各有各的创意，彼此相反相成，相互加持。
如果说《乘风》和《诗》在价值层面是以建构为主的话，《鸭先知》和《少年行》在表现形式上，则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解构。《乘风》和《诗》一样，讲的都是牺牲、奉献、舍小家、顾大家和报国家，很多人喜欢这两个故事，说明影片的建构是成功的。
而《鸭先知》和《少年行》则跳出宏大叙事，将镜头对准上海弄堂和深圳市井，聚焦凡人小事、生活日常，有人觉得这两个故事孱弱，有人觉得风格不搭，从解构的角度来看，这恰恰反衬了《乘风》和《诗》的悲壮与伟大，让建构更有力量，也让《鸭先知》和《少年行》的故事更贴地、更有温度和烟火气。
这样的创作选择和价值取向，无疑与导演的性格和风格有关，却也有意无意之间契合了新中国的发展轨迹。
巧合的是，四个导演吴京、章子怡、徐峥和沈腾，除了都是演而优则导，还都是70后，70后这一代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的双脚还站在泥里，但他们的大脑已经与世界同频，他们无法割离过去，他们热情创造未来，他们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这部影片也可以看作是70后关于中国式父亲的一次集体书写、时代呈现和个性表达。
百年征程，风云激荡，对于任何独立的个体来说，都足够漫长，是越过一山又一山，如果把它放到中华历史的坐标中来看，又不过是沧海一粟，弹指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
在传统文化的语境里，家和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父亲，作为一个象征，则是连接过去与现在、家庭与国家的符号。顺着时间的河床逆流而上，以父之名，是百年传承千年的血缘密码，也是千年进化百年的文化钥匙。
进言之，《乘风》和《诗》的价值建构，可以说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乃至革新，《鸭先知》和《少年行》的意义消解，则是对民本思想的回归，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注脚。
因而，《我和我的父辈》所呈现的追求民族独立、实现科技自强、探索市场经济、培育时代新人的发展路径，是厚植于中华文明土壤、批判吸收世界阳光雨露、活泼泼绽放出来的中国红，它的根、它的茎、它的花，是我们看到的根、茎和花，又不止于我们看到的，就像我们的父亲。
影片讲的是父辈的故事，却是以孩子的视角，因而并不只是站在过去，眺望现在和未来，同样站在未来，回溯现在和过去。正如《诗》中所写的，“我的孩子，是让平凡的我们，想创造新世界的开始”。
什么是新世界？
对于吴京饰演的父亲来说，是打败日本侵略者；
对于黄轩、章子怡饰演的父亲、母亲来说，是成功发射中国自己的卫星；
对于徐峥饰演的父亲来说，是第一个吃螃蟹、拍广告，把积压的货卖出去；
对于沈腾饰演的父亲来说，是从未来穿越到现在，帮助儿子实现梦想……
而未来的坐标是2050，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着父亲实现了梦想的儿子，在2050成了“父亲的父亲”，这才是父亲和儿子、儿子和父亲薪火相传的全部故事，才是我们共同向往和奋斗的“新世界”。
关于父亲，或者父辈，想说的有很多，有时又陷于沉默，深于一切言语，唯有时间，记录和见证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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