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春到上塘》的长篇通讯引起全国震动，推动了农村改革的全面开展。

　　上塘位于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当年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就能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呢？

　　泗洪县“春到上塘”纪念馆收藏了当年的这份《人民日报》，文中说：“二十多年来一直处在严重困难中的泗洪县上塘公社，开始从穷困里翻过身来了！”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上塘镇地处苏皖交界的西南岗地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一度是苏北发展“洼地”中的“洼地”。

　　苏道永是宿迁市泗洪县原上塘公社垫湖大队会计。他说：“从1968年一直到1978年，我在垫湖做了十年大队会计。每一年的工作就是办救济款、救济粮，实际上是不够吃的，野菜、什么树皮，几乎都吃过。”

　　作为当年上塘垫湖"大包干"的发起人之一。苏道永回忆，40多年前，垫湖大队的粮食连年歉收，村民的生活依赖救济粮。他负责挂钩的垫湖大队第五生产队，是上塘最穷的生产队。1978年，泗洪遭遇大旱。生产队救济粮也不够吃了，垫湖的党员干部们琢磨起了出路。

　　经常看报纸的苏道永，看到《农村工作通讯》杂志上讲到边远山区、贫困地点可以松动一下，把自留山、自留地分给群众管理。趁着上塘公社党委书记张世明来搞试产，苏道永汇报了分地的想法，得到默许。

　　1978年9月，苏道永与垫湖大队第五生产队队长任孝干以及生产队的队员们，在数个“桥头会议”中孕育出了“大包干”改革的萌芽——收获时，先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归自己。分到土地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

　　“原先集体干活的时候，出勤不出力的现象相当严重，人齐才能干，干了个把小时就都歇歇了。分田到户以后，不但干活起早带晚，路边有根草都顺手拔起来。”苏道永说。

　　第二年，垫湖大队第五生产队迎来丰收年。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还向国家出售了1.3万公斤余粮，人均分配更是翻了一番。长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变成了贡献队。

　　苏道永说：“1979年5月收小麦的时候，我家九口人都收了8000多斤小麦。卖花生、卖余粮的，排了有2里路长队。”

　　这一切被公社党委书记张世明看在眼里。他随即组织召开上塘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全面推广“包产到户”。

　　张世明说：“1979年到1980年这两年，上塘在全县三十几个公社里一下子跃居第一。当时银行每天都要送款的。”

　　上塘的改革成果迅速传开，也出现很多不同意见。有的质疑，有的肯定。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上级接连派出“调查组”“工作组”来到上塘。张世明说：“批评我这样做不行。不行也没有办法，我已经把地都分了，又收不回来。你收也收不回来，老百姓不让。”

　　苏道永回忆，有天乡里来了一位同志说上面来人找他。他当时心里七上八下的。临走时这位同志透露说，中央有个75号文件。你做得对不对不敢说，但是对的面是大的。

　　在“春到上塘”纪念馆，陈列了这份中共中央印发的1980年75号文件，其中指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包产到户’”。这给了上塘人民更大的信心。

　　1980年11月，新华社记者周昭先和王孔诚闻讯来到上塘调研，被“上塘的新气象”深深打动。

　　他们在长篇通讯《春到上塘》中写道：“我们来到了上塘镇，街面上熙熙攘攘，集市贸易非常活跃，出售的农副产品品种繁多。跑了五个生产队的二十多户人家，除了一户外，家家粮满囤、谷满仓。”这下，一石激起千层浪。1981年，江苏省委派专人到上塘镇调研。

　　江苏省农村经济学会会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胥爱贵说：“1981年调查组去了之后，看到农民很高兴，精神状态很好，家家户户都有余粮了。省委就开始认定上塘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可以推广的。垫湖村的‘大包干’，从时间节点上来说比安徽的小岗村还早2个月。推动了农村改革的全面开展，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他们在改革的道路上先走一步，有敢想敢干的闯劲。”

　　1982年和1983年，中央两发“一号文件”，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认为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江苏迅速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

　　如今，垫湖村村口矗立着一块“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的石碑。它为40多年前那场 “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留下了印记，也引领着当地人，站在新起点，改革再出发，继续书写“春到上塘”的新传奇。今天的江苏，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座座村庄旧貌换新颜。农民们住上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

　　征程万里风正劲，江苏人正继续以先行探索、创新实践的行动，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现代化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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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范洁萍 孙浩瀚 徐徐

　　编辑/董晓 任思燕

　　主持/解说：王柏文

　　江苏省档案馆：范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