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年前“9·11”恐怖袭击事件促使美国动用庞大战争机器出兵阿富汗，到20年后美国以溃退的方式结束这场本国历史上最长的军事行动，这场以“反恐”名义延烧到全球各地的战争不仅在那些横遭美国兵火蹂躏的国家留下无数亡魂、废墟和人权劣迹，也让美国自身的实力和形象一落千丈。而且，美国至今仍在继续着偏执和错误。

　　在今年的“9·11”事件纪念日到来之际，美国著名记者、历史学家，《9·11口述历史》一书的作者加勒特·格拉夫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长篇文章，全面回顾了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发生后的所作所为及其导致的种种恶果。

　　文章得出结论：“9·11”事件之后，“美国作为一个政府和一个国家，无论在大事还是小事上的反应几乎全都错了”。

　　△格拉夫在文章副题中指出，所谓的清除全球“恐怖”和“邪恶”的使命把美国引向悲惨的方向。

　　“我们选择错误的方式寻求正义”

　　格拉夫在文章中说，“9·11”事件发生伊始，美国领导层就误判形势，为了引导舆论和树立坚定强硬的形象而决定采取不择手段的应对方式，即“不遗余力地打一场全方位、全社会、全政府的‘全球反恐战争’”。

　　△时任副总统迪克·切尼当时接受美媒采访时称，“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使用一切手段”。

　　美国最初的军事行动貌似指向“基地”组织和本·拉登，但越来越多未经证实的情报让美国对打击目标的定义不断走向模糊和宽泛。

　　为了打击所谓“恐怖分子”，小布什2001年11月13日发布行政令，要求不再将“反恐战争”中抓捕的人视为“罪犯”或“战俘”，而是统归为“敌方战斗人员”。这意味着美国对待他们的方式不必再顾忌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此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世界各地设立“黑狱”关押“敌方战斗人员”。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更是在远离美国本土的海外军事基地关塔那摩创建了专门的监狱，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方“超出了美国法院和正当程序的管辖范围”。

　　△关塔那摩监狱外铁网密布

　　CIA雇佣外部心理学家设计了殴打、强迫裸体、控制饮食、刺激感官等“残忍的、科学上不可靠的技术”，以这些所谓“强化审讯”、实际上是“酷刑折磨”的手段来迫使“恐怖分子嫌疑人”开口。

　　在“9·11”事件发生2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不清楚是否有哪怕一条有意义的情报来自酷刑逼供。而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监狱却早已成为了侵犯人权的象征。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为什么关塔那摩监狱在“9·11”事件发生20年后还能存在？

　　“当初的团结成了不断扩大的政治极化的背景”

　　格拉夫在文章中指出，对反恐形势和国内安全环境的误判还导致了美国高层对联邦政府的错误重组，首先就是“国土安全部”的成立，而这个“二战以来最大的变化”一直被证明是个错误。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贝尔福中心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史蒂文·E·米勒发文指出，“9·11”事件让美国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土安全”问题上。但国土安全部的设立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迄今为止，无论是来自独立委员会还是来自CIA的重大声明，都指出美国的今天与20年前一样脆弱。

　　更可怕的是国土安全部的“基因缺陷”：它没有根植于法治原则，而是通过“它会伤害我们吗”的受害者妄想视角来看待一切。其有害性在移民和边境控制问题上尤为明显，国土安全部帮助建立的数十个所谓“国家融合中心”常常以那些根本不符合恐怖分子特征的人为目标，导致不同的种族、宗教或政治观点受到严重打压。

　　△纽约大学布伦南司法研究中心指出，美国的反恐方式已经将太多美国人视为国家安全威胁。必须重新审视这些规则，禁止以国家安全为幌子对无辜者进行令人反感的定性。

　　在错误设立国土安全部的同时，美国政府还加快了地方和州警察部门的军事化进程。国土安全部和五角大楼的巨额资金涌入美国的大城小镇，把警察从地方守护者变成武装到牙齿的作战士兵，从而造成警察与其分管社区之间更大的隔阂。

　　文章举例说，去年夏天，在“弗洛伊德事件”引发“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浪潮后，国土安全部派出的所谓“联邦执法者”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等全美各地横行无忌、随便抓人，“赤裸裸地揭示了在举国焦虑的时刻创建一个新执法机构的危险和恐怖”。

　　△美国《国家》杂志：威胁波特兰的国土安全部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恐吓穆斯林、移民和其他弱势群体。

　　文章称，几乎以任何标准衡量，“反恐战争”都让美国人更恐惧，也更不自由。“9·11这一天最初在美国人中间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感，如今却成了美国不断扩大的政治两极分化的背景”。

　　“几乎每一步都让我们失去了朋友”

　　格拉夫在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对“9·11”事件的应对方式不仅完全扭曲了美国的国内治理，而且在国际上“浪费了全世界的善意”。悲剧发生后，世界各地的人们一度对美国的遭遇感同身受，报以同情。但从那时起，美国在“反恐战争”中走出的几乎每一步“都让我们失去了朋友”。

　　出兵阿富汗后不久，小布什政府又转而入侵伊拉克，而“发动这场战争的理由与其他许多政府决策所依据的糟糕情报和散布恐惧的做法大致相同”。虽然两场战争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夺去无数生命，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犯下的军事和外交错误在事后已经显而易见”。

　　△《华盛顿邮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事务教授瓦利·纳斯尔认为，“9·11”事件发生后的头几年标志着“美国犯下重大战略错误的时代”，“它的愿景被愤怒和报复所笼罩”。

　　尤其危险的是，美国“选错了敌人”。小布什最初曾强调“美国的敌人不是我们众多的穆斯林朋友”，但他很快便扩大了“反恐”范围，并将其简化为“文化价值观的冲突”，进而图谋对整个中东地区进行所谓“民主改造”。

　　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保守派政客的言辞越来越激烈，仇外情绪很快占据上风，当初的“反恐战争”演变成了一场更大范围的战争，由此造成的心态毒害了美国政治和社会，毫无来由的“穆斯林恐惧症”导致美国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不断。

　　与此同时，对“恐怖分子”的过度关注让美国忽视了国内其他安全威胁，导致白人至上主义者、反政府民兵和其他排外极右团体空前活跃。文章指出，在“9·11”事件之后的20年里，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死于大规模枪击和其他国内暴力事件，而“这些杀戮都不是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和金钱去打击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

　　△纽约大型反战集会上的美国穆斯林抗议者

　　恐惧加剧了社会撕裂，导致美国枪支销售量持续飙升。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如今发现自己又在与一个影子般的敌人进行另一场战斗”：在过去的18个月里，新冠病毒每三天夺走的生命就相当于“9·11”事件的全部死亡人数。然而格拉夫认为，白宫在“9·11”事件后做出的选择已经腐蚀了美国的民族精神和政治，当前的疫情非但没有将美国人团结在一起，反而使他们更加疏远。

　　“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试图弄清美国社会为何如此支离破碎，以至于在一场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的危机中失手。不幸的是，答案很简单，9·11之后，我们最终抗击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格拉夫在他的文章中最后这样总结。

　　△《大西洋月刊》文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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