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本期的恩来故事。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恩来在无数人的心目中，都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光辉典范。他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和得失，始终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这栋两层小楼，见证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当时，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并在湘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三万将士血染湘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召开，史称“遵义会议”。会上，争论激烈，观点对峙。周恩来作为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态度鲜明，主动作自我批评，支持毛泽东参与红军的领导和军事指挥。

　　“他对于所面临的困难、面临的困惑，他都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态度，那就是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就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蓉说。

　　当时博古因为被取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一直心有不甘，仍将党中央的大印和文件留在身边。为此，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没有一句批评，而是摆事实讲道理，希望他从革命大局出发，捐弃前嫌。

　　“尽管我（周恩来）做军事工作比较长，下面同志也拥护我，但是我有自知之明，你（博古）尽管很聪明、也很能干，但是你不懂军事，行伍出生的人不会服你。”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全部交给了组织。此后，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并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四届人大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四人帮”妄图在重要部门安插人手，周恩来需要亲自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此时，他因过度操劳病情加剧，临行前出现便血，医务人员认为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但被拒绝了。

　　“总理说既然历史把我推上了舞台，我就要完成历史的任务，叶剑英元帅就让医疗组陪着总理（一块儿坐飞机），一旦发生危险，随时进行抢救。”周恩来秘书纪东说。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凌晨，在长沙，相处近五十年的两位老战友，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促膝长谈。

　　“夜里十二点来了电话，说主席请总理过来 ，就他们两人，谈了两个小时，大概谈到两点多吧，总理才回来。”周恩来卫士高振普说。

　　周恩来的长沙之行，取得了毛泽东在党、政、军领导人事安排上的支持，对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在北京隆重召开。周恩来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不为个人计得失，一片丹心见忠诚。周恩来总理的故事永远激励我们，不论从事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都应当从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