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堡，瓦窑堡”。80多年前的风云际会，造就了瓦窑堡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不解之缘。

　　在这里，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瓦窑堡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瓦窑堡会议（油画） 王国征作

　　近日，求是杂志社调研组一行来到这里，回眸感悟那段峥嵘岁月。

　　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1935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动。

　　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全国各地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一二九运动（油画） 孙立新作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深感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但是，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长期干扰下，当时党内仍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关门主义。为彻底克服这种错误倾向，适应形势的要求和切实有效地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力量，迅速开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到25日，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

召开瓦窑堡会议的窑洞 韩辰/摄

　　调研组一行沿着瓦窑堡内小巷穿行，来到了田家院——瓦窑堡会议旧址。走进小院，迎面是一排五孔坐西面东的砖窑。推开中间窑洞木门，走进会场，空间并不大，两张八仙桌拼成会议桌，6条长木凳和炕头就是与会人员的座椅。正是在这孔显得空间局促的窑洞，召开了改变时局和国运的会议。

　　会上，毛泽东同志在主题发言中深入分析了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他说：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

　　25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强调：“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

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瓦窑堡会议旧址纪念馆讲解员介绍说：“毛泽东同志对这次会议的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的。19日，他给在前线的彭德怀发电报：‘政治局会议开了3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

　　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

　　在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下，红军向何方发展，是党中央亟待解决的重要战略问题。党和红军领导人围绕军事战略问题，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发展方向问题，曾有各种不同的设想和意见。

　　瓦窑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作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同日，根据他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向全党全军明确战略任务。

　　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

　　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

　　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

　　对政治策略最完整的分析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进一步阐明瓦窑堡会议精神。

　　瓦窑堡会议旧址纪念馆负责人描述当天的场景：“这天，坐落在瓦窑堡龙虎山下的西北办事处礼堂座无虚席，中央机关干部、省委市委各部部长、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的学员、各县县委书记共400余人聚集在这里，聆听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身穿黑色制服军装，神采奕奕，站着作了这个长篇报告。”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毛泽东根据中央决议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

　　同时，毛泽东唤起党内注意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样就保证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

　　报告还指出，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这个报告意义重大。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改变了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但那次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了决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对于这类政治策略上的问题，毛泽东这篇报告作了完整的分析，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纲领性文献，为实现由土地革命到全民抗战的转变，奠定了牢固基础。

　　东征播下抗日火种

　　为落实瓦窑堡会议精神，红军准备出师东征。

　　1936年1月底，毛泽东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和巩固的关系，以解除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影响陕甘根据地巩固的顾虑，统一了思想。

《沁园春·雪》

　　这段时光恰好遇到大雪，毛泽东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信手作了一首词，这就是著名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36年2月20日开始，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从陕甘苏区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3月，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号召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

东征战役态势示意图

　　东征战役，共消灭敌人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并取得了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而且迫使“进剿”西北苏区的晋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发展和巩固，大大地扩大了红军抗日的政治影响。

　　1936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95期刊发了鲁迅、茅盾致红军的贺信。贺信中饱含感情：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后来，时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回忆这次战役时说：“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进军山西，扩大宣传抗日主张，从此共产党夺取了抗日领导权，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这次，毛主席是以军委主席兼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亲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决定的。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全军指战员都看出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

　　陕西延安子长市委书记雷兴平介绍说：

　　“中国革命28年，从建党到瓦窑堡时期正好14年，再到新中国成立正好也是14年。中共中央在瓦窑堡的7个多月，是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瓦窑堡会议胜利召开，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正是以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正确方针政策为基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提出正确方针政策，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如今，站在这片红色热土极目远眺，昔日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早已绿色满坡，处处是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