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西藏的日喀则“曲瓦庄园”，生活对于当时的农奴多扎木来说只有“三天”。一天低三下四无偿服侍领主；一天给富农家帮工，换少许糌粑充饥；一天卖力地种从领主那里租来的地。这样的苦日子，如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一样固定。

　　据1959年民主改革前统计，在西藏约330万克（1克约合1亩）土地中，三大领主（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占有比例高达99.7%。依靠对土地的绝对占有，领主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可随意用于赌博、买卖、赠送等，广大农奴毫无人权可言。

上图左：西藏农奴制度下的“人背人”（即农奴背驮农奴主）差役。上图右：和牲口同住的农奴。下图：农奴益西钦沛服劳役后与犬同眠。（新华社发）

　　“我们租种的3亩地每年产的青稞除交给领主6个‘卡如’（一种容器，一次可装28斤青稞）外，剩下的全部还上一年从富农家借来的粮食，大约30个‘卡如’。”现年86岁的多扎木说，一年到头，自己留不下一粒青稞。

　　不仅如此，多扎木家每年还要给领主上交各种各样的税，如粮食税、羊毛税、羊肉税、柴火税、饲料税……名目繁多的税种让人苦不堪言。

　　年复一年，多扎木挣扎在借粮食、交税、还粮食的恶性循环中。吃不饱就靠喝水充饥，但可怜的是水都不是热的。

　　“烧水需要柴火，但庄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领主的，如果偷捡柴火被发现，是要挨打的。柴火是在冬天冷得不行了才用。”多扎木布满皱纹的眼角溢出一丝伤感。

　　日喀则市江孜县江热乡加堆村的达国杰，这样评价自己的童年：“旧西藏是惨无人道的，现在的人对牲口都没有那时候领主对农奴那么无情。”

日喀则市江孜县江热乡加堆村的达国杰（右二）和儿媳妇、孙子、孙女的合影。（新华社记者孙瑞博 摄）

　　时至今日，76岁的达国杰仍对旧西藏充满了愤恨。那时，达国杰一家六口生活在当地的“亚西平康庄园”，祖祖辈辈都是差巴（农奴的一种）。“在农奴主眼里，农奴就是牲口，想打就打，看不顺眼有可能把眼珠子剜下来。”达国杰说。

　　有一年秋天，农奴们在没日没夜地为领主收青稞，8岁的达国杰负责给监工的管家煮茶。由于水没烧热，管家随手就捡起一块石头向达国杰脑袋砸去，他瞬间血流不止、晕倒在地。这是幼年的达国杰第一次遭到毒打。

　　“这还不算重的，每年到藏历10月25日，如果农奴交不上相应的粮食税、酥油税等各种税，农奴主就会上酷刑。比如用竹签插指缝、把烧红的镣铐铐在脚踝上……”达国杰心有余悸地说。

　　历史上，西藏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广大农奴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苦难境地。直到1959年3月28日，气势磅礴的民主改革运动为这一腐朽罪恶的制度敲响了丧钟，百万农奴实现了翻身解放。

　　定格1959年，从黑暗走向光明，成了那一代西藏人民难以忘怀的历史时刻。

翻身农奴多扎木老人在喝甜茶。（新华社记者孙瑞博 摄）

　　民主改革后，多扎木从领主家的仓库里分得了牛羊肉，兴冲冲地跑回家，当晚一家人燃起篝火，一边煮肉一边跳舞。多扎木清晰地记得当他吃第一口肉时，眼泪不禁流了出来。

　　同年，达国杰一家分得了50亩地、1头牛、1匹马和15只羊。达国杰说：“有了自己的土地，干再累的活都是开心的。那一年我们不仅吃饱了，多余的粮食还卖了钱，真正体会到了做人的滋味。”

　　西藏民主改革，让雪域高原迎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西藏更是按下了摆脱贫困的“加速键”。截至2019年底，西藏74个贫困县区实现“摘帽”，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

　　如今，多扎木住着美观敞亮的二层藏式民居，家里的6台卡车和拖拉机整齐摆放在院子的车棚里。3个儿子勤快肯干，依靠外出务工、跑运输、种庄稼，一家年收入20万元左右。在儿孙的精心照料下，老人衣食无忧，安度晚年。

翻身农奴多扎木老人（右一）在和儿子加央（左一）擦拭拖拉机。（新华社记者张汝锋 摄）

　　达国杰1972年加入了共产党。在加堆村任村干部的30年间，他带领乡亲们平整农田、修房屋、挖水渠……时刻发挥党员带头模范作用。“要不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我可能都活不到今天。成为一名党员，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达国杰说。

　　今年春耕，达国杰虽不能亲自操弄农机，但老人不断在田间地头徘徊，舍不得离开。看着平整的土地被犁出一道道深深的垄沟，达国杰说：“旧西藏我们痛恨这片土地，现在我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