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同时也是新四军重建军部80周年。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盐城市委联合摄制文献纪录片《铁军——新四军的故事》播出后受到广泛关注。荔枝新闻特邀纪录片幕后主创撰写手记，通过创作者独特的视角，揭秘纪录片《铁军》拍摄的幕后故事，解密“抢救式”采访的宝贵意义。

　　《铁军——新四军的故事》总编导 吴建宁

　　2021年1月13日，当我正在对六集文献纪录片《铁军——新四军的故事》进行最后修改时，突然接到一条手机短信，我们的采访对象、96岁的新四军老战士胡溪涛同志在北京家中逝世。

　　噩耗传来，悲恸不已。片子尚未播出，我们采访过的新四军老战士已经走了6位，他们是那么期盼着这部片子的播出，重温他们的青春和承载的光荣……

　　胡老的儿子胡欣林在给我的短信中告知，根据老人家的遗愿，不设灵堂、不搞任何吊唁活动，一切从简。遵从胡老的遗愿，胡老亲属已将老人的遗体捐献给北京协和医学院。

　　悲痛之中，陡生无限敬意。一年前，在北京采访胡老时，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军长加战士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新四军

　　2019年11月13日上午，我如约来到胡老位于中国航空研究院宿舍区的家中，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的新四军老战士。此前的电话联系里，胡老告诉我，他身体不好，本来要去医院治疗，但因为我们的主题是谈新四军，又是从外地来京，他就把看病的事往后放一下，还是要先和我们见一面。

　　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胡老兴致很浓。1925年1月，胡老出生在安徽无为县。1938年初，在大别山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后，东进抗日来到胡老的家乡。受到新四军的教育影响，胡老14岁就参加了共产党，从事一段党的地方工作后，又参加了新四军。从此，他认定了这支抗日救国、为老百姓的队伍，铁心跟定领导它的中国共产党。

　　1946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成立，胡老调入航校学习航空机械，成为开创人民空军的一员。1949年12月起，他历任空军三航校机务主任、空军工程部外场处教练机、歼击机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胡老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弹道导弹总体设计。毕业后，胡老在国防部五院等部门主管液体、固体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工作，并曾担任东风四号弹道导弹及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主任设计师。1981年，胡老先后担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航空工业部飞机局局长，直至1985年11月离休。

　　离休后，胡老退而不休，曾担任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七师分会会长、东北老航校研究会顾问等职，继续为弘扬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而奋斗。

　　访谈中胡老对我说：“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七师分会，现在每年都要为每一位百岁的老战士举行纪念会。前天，我们刚刚纪念了七位新四军老战士，都是一百多岁，他们当年并不是领导或者军官，很多就是普通的战士。我们之所以纪念他们是因为新四军不只是有叶挺、陈毅等领导人，还有战士。新四军是上万个、十几万个战士组织起来的，只有军长加战士，这样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新四军。”

　　从新四军的普通战士，到参加新中国的导弹设计，担任航空工业部飞机局的局长，胡溪涛老人的一生充满传奇。采访中胡老还对我说：“我这个新四军老战士不仅回忆过去，更重要的是还要想到我们的未来。我也不会老这么活下去，到一定的时候总是要走的。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做到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应该在死之前，能做奉献还要做奉献，我就是这么活着的。”

　　90多岁高龄的老人，满满的正能量，对祖国、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老人家的谆谆话语像强大的磁场，紧紧地吸附着我这个晚辈，如沐浴阳光，给我以心灵的震撼。胡老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革命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终连遗体都捐赠给祖国的医疗事业，令人无比敬佩！

　　永远年轻的革命人：种鲜花，去杂芜

　　110岁高龄的施平老前辈，是我们采访的年龄最大的新四军老战士。

　　2020年1月22日下午，当我走进上海华东医院施老住的病房时，老人家已经端坐在书桌旁等候我们的到来。施老白发红颜，精神饱满，白底蓝条的病号服外，套了一件大红的棉外套，更显得吉祥和健康。

　　1911年，施平生于云南大姚，1926年在昆明投身第一次大革命。在浙江大学读书时，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两次作为学生代表直面蒋介石，力陈抗日救国主张。1938年，施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新四军粟裕、陈丕显的部下，担任地方党群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施平曾任中国农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副书记。

　　施老在他的《土拨鼠的自述》里，自喻自己是一只“土拨鼠”：“长着一双有力的前爪，匐伏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东拨土，西拨土，种鲜花，去杂芜。”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施平被审查、批斗、下狱……他含冤受屈，直到“文革”结束后，方才得以平反。这只对党和人民赤胆忠诚的土拨鼠，继续勇敢地拨土、栽花、去芜。施老的人生画卷在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时代洪流中起伏跌宕，不断大放异彩。

　　由于施老年事已高，我同他的交谈时不时用笔谈的方式进行。在谈到新四军的战斗力来自哪里时，施老说：“新四军中的共产党员，模范性很强，冲锋在前，牺牲的比例比较高。”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党性和政治操守问题时，施老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共产党员不变的追求。”

　　1985年，74岁的施平离休。年逾古稀的他迷上了摄影。年轻时他喜欢水彩画，甚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昆明美术学校。然而，在大革命的洗礼中，他最终没有选择这条道路，而是投身于为建立新中国“拨土去芜”的事业之中。

　　在施老病房的书桌上，我看到他已经出版的三本摄影集，风景、花卉、人物，应有尽有，他用他的“第三只眼睛”看世界，俨然一个“文艺青年”。

　　看到眼前这位历经岁月沧桑却信仰不变、意志坚定、乐观豁达，生活情趣极高的老人，我被深深地感动着。有首革命老歌唱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施老就是这样一位永远年轻的革命人。

　　在纪录片的纪实属性中，采访摄影是创作的主要手法。因此，要求编导者具备很强的临场驾驭能力。进入编导者视野里的人和事，要被其所发现，被其所意识，被其所认定此价值。哪怕路边小草上的一滴露珠、一段断垣残壁，细节的捕捉需要美好的心灵去感悟。

　　2020年10月20日，我们在安徽泾县云岭的新村拍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旧址时，村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告诉我，新四军撤离云岭时，留下一个叫“万牛”的女娃，是村里的一个妇女把她奶大的。万牛长大后，和村里的小伙陈绍斌结了婚，现在都在泾县城里工作。

　　新四军留下的女儿，皖南老百姓养大，成年后与本村青年结婚，一辈子扎根在皖南……这个生命的旅程不正是共产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吗？

　　从皖留到孟烈，共产党与人民血肉相连

　　于是，我们把电话打到了泾县110，请求公安局帮助协查。当晚，我们就获得了“万牛”的电话和居住地址。次日上午，我们改变行程，直奔泾县县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万牛”，现名“孟烈”，一位操着浓重泾县乡音的老人。

　　原来，孟烈的父亲叫孟星野，是新四军政治部民运科的科长，母亲叫李辛渠，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干部。早年，他们夫妇同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上海特科工作。1937年底，新四军组建时，夫妇二人同时调往新四军军部工作。

　　1939年2月，在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医院，孟星野、李辛渠夫妇的女儿降生。战争年代，条件艰苦，李辛渠没有奶水喂养。军部驻地农民詹顺子的妻子詹刘氏恰在这时生产，但孩子因病不幸夭折。孟星野夫妇上门请求帮助，詹刘氏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用自己的乳汁喂养这个新四军的女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前，新四军军部从泾县云岭驻地北移，孟星野、李辛渠夫妇将不满两岁的女儿托付给了詹顺子。行前，李辛渠的战友张茜给孩子起名“皖留”，有新四军把孩子、把情谊留在皖南之意。

　　因詹顺子夫妇不识字，他们误以为孩子叫“万牛”，像一万头牛一样强壮之意。为遮人耳目，小皖留就叫詹万牛，成为詹家第六个孩子。

　　皖南事变发生后，孟星野夫妇生死未卜，一场惊天浩劫又向云岭袭来。国民党顽军大肆搜捕突围新四军和新四军留下的孩子。为此，还实行了“五家连环”，哪一家隐藏了新四军或新四军的孩子，五户同罪，恬静的山坳沦为刀光剑影的炼狱。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詹顺子将小万牛送到远离云岭的中村，在大山里的姐姐家躲藏。后因有人告密，国民党顽军就把詹顺子抓起来，严刑拷打，追问小万牛的下落。詹顺子矢口否认，被打得遍体鳞伤。

　　面对国民党顽军的暴行，全村的百姓和乡绅愤怒了，他们为詹家联名作保。国民党顽军找不到证据，又怕犯了众怒，只好悻悻收场。

　　全国解放后，詹家人省吃俭用，供小万牛在村里的小学读书，而自己的五个子女，全部随父母下地劳动。

　　1951年，中央老区访问团来到泾县云岭，了解到万牛的情况，通过曾在云岭新四军军部工作过的陈毅夫人张茜等人回忆，确认詹万牛就是孟星野和李辛渠的女儿孟皖留。

　　原来，孟星野和李辛渠随队北移后，都幸免于皖南事变。经过查证，访问团了解到，1946年，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孟星野在盱眙县的突围战斗中牺牲，李辛渠则情况不明。

　　詹万牛烈士子女的身份被确认后，解放军将她接到南京，在华东军区干部子弟学校读书。解放军给詹万牛改名孟烈，意在纪念她的父亲孟星野烈士。

　　作为烈士的子女，孟烈在南京的吃穿住行都有国家负担，小学毕业后，又考取了南京市第四女中，生活美好。然而，孟烈却在中途坚决要求转学回到泾县。

　　孟烈回到安徽泾县后，以自己每月20元的烈士子女生活费，帮助养父母一家度过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难生活。

　　在泾县中学初中毕业后，孟烈马上参加了工作。她将自己每月27.5元的工资，只留5元，其它的钱全部交给养父母贴补家用。

　　新四军的女儿孟烈不忘感恩，回报养父母一家的事情，在当地传为佳话。1962年8月3日，《人民日报》以《父母》为题，报道了孟烈的故事。

　　由这篇报道，孟烈生母李辛渠找到了女儿。分别21年后，詹顺子领着孟烈和生母在南京见面。在南京，李辛渠征求孟烈去留的意见，孟烈选择了随养父回家。

　　“为什么作这样的决定？”面对我的发问，孟烈说：“我爸爸是为革命牺牲的，我要对得起我死去的爸爸，要对得起抚养我的养父母和泾县人民对我的培养。”

　　1959年，孟烈与同村小伙陈绍斌完婚。从此，这对年轻的共产党员，共同担起赡养养父母的责任，一直服侍到两位老人离世。

　　新四军的女儿叫“皖留”，皖留留在了皖南，留在了老百姓的心里。在我的理解中，孟烈的人生就是一个载体，一头连着共产党、新四军，一头连着广大的老百姓。对应我们这部纪录片的主题，孟烈的故事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本质写照。

　　作为六集文献纪录片《铁军——新四军的故事》的创作者，能够有幸采访百位新四军老战士，聆听他们口述历史，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们用心来创作的每一部作品，它在教育观众之前，首先触动和教育着的是创作者自身。

　　一个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感悟程度，既有艺术的灵感，更有品德的修养。作为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如果人格德行不佳，不能抵抗私心和杂念，很难想象他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能够蕴含美好的情操旨趣，发现和捕捉生活的真善美。

　　作为统领文化艺术作品创作活动的精神内核，在学理和作品两个层面的诠释，最终要归结在创作主体的人这一层面上。因为，只有创作者本身才能激活这种精神特质，将它还原为能动的生命精神形态，并以这种精神特质为核心，在创作姿态上不断产生渗透，形成一种敬业精神。

　　这种精神体现在一名创作者身上，他是充满活力的；体现在一个群体中，就能成为一种精神风貌。这样的创作者是过得硬的，这样的创作队伍一定是能够打胜仗的文化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