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前期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受此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抚养比持续走低。

　　即使在2020年的疫情冲击之下，中国GDP仍逆势增长，总量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然而， “三支柱”养老金储备的资金量却与这GDP的“段位”并不相称，“未富先老”正在倒逼养老财富储备提速。

　　国家层面已经行动起来。截至2020年末，符合条件的央企和中央金融机构划转工作全面完成，共划转93家央企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1.68万亿元，养老金的“家底”日渐丰厚。

　　2019年，包括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结余、全国社保储备基金以及划转国资在内的第一支柱养老保险基金及储备的总规模约有10万亿元。虽然受到社保费减收的影响，去年累计结余会有一定的下降，但在划转国资以及财政补助之下，第一支柱的规模仍有望保持在10万亿元的量级。此外，再加上我国已经实账积累的3万亿元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我国三支柱的养老金“家底”约有13万亿元。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员张熠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绝对规模来看，我国是养老储备最大的国家之一。如果换算成国民人均，这样的规模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国家、企业和个人，都需要对未来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收支压力进行更多的储备。

　　养老金“家底”大盘点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建立了三支柱的养老金体系。第一支柱是国家举办的强制性基本养老制度，第二支柱为补充性养老保险，后来发展为企业自愿举办的企业年金和机关事业单位强制加入的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和家庭为单位自愿建立的账户制养老金制度。

　　中国现在三支柱养老金的家底有多少？不同机构的口径有所不同，有的将国有股划转的部分算入，有的则不算，只计算基本养老金结余、全国社保基金、第二支柱年金的总额。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0》（下称“报告”）称，2019年底，全国社保基金2.1万亿元（去重后）；第一支柱城镇职工和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为6.3万亿元；第二支柱企业年金为2.5万亿元，职业年金为0.7万亿元。由于第三支柱税延型养老保险只有几亿元的保费收入，因而忽略不计。

　　按照可比口径，2019年各类养老金总计大约11.6万亿元，在99.1万亿元的GDP总量中，仅占11.7%。这个比重远低于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2019年OECD的36个成员国中，养老基金占GDP比重平均为49.7%，有8个国家超过100%。其中丹麦为198.6%、荷兰173.3%、加拿大155.2%、美国134.4%。

　　中国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的储备不仅存在总量问题，还存在结构问题。中国养老金总量构成中大约3/4来自战略储备基金和第一支柱养老金，第二、第三占比很少，而发达国家正好相反。

　　张熠表示，一些发达国家第二、三支柱积累的养老基金规模非常惊人，庞大的养老基金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成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储蓄也极大地促进了理财业的繁荣。

　　从全国社保基金的口径来看，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的股份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储备的一部分。截至2020年末，共划转93家央企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1.68万亿元，中央层面划转工作全面完成。按照财政部等部门2019年提出的要求，地方层面也应于2020年完成划转工作。受到疫情等影响，目前地方层面的划转尚未完成，但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养老金部主任陈向京等撰文指出，划转国有资本为社保基金多渠道筹集资金提供了重要途径。截至2019年底，中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基金及储备的总体规模为10万亿元，未来随着参保人群继续扩大以及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一规模有望持续扩张。

　　按照这个宽口径，2019年中国养老金“家底”可以分为四部分，一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结余；二是全国社保基金；三是国有资本划转的股份；四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四项总计约为13万亿元。

　　受到疫情的影响，与2019年相比，我国养老储备在结构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为了保市场主体和保就业，中央在疫情期间实施“减免缓”养老保险缴费政策，企业养老金基金缴费全年减收将超过1.5万亿元。人社部的数据曾预计，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到2020年底还能保持3.8万亿元以上的结余。在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减少的同时，国家加大了国资划拨的力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结余减少对养老储备的不利影响。因此可以预估，2020年我国养老金储备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缩小，仍能与2019年基本持平。

　　此外，第一财经采访的业内人士称，社保减收确实会影响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结余，但减少的情况还要看中央财政的补助情况，如果中央财政加大对于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那么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会高于政府部门的预期。

　　从GDP大国走向养老金大国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中国是一个GDP大国，却不是一个养老金大国。从中国GDP和养老金分别占全球GDP和全球养老金的比重来看，相差悬殊。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占全球GDP的16.3%，但中国各类养老金占全球养老金比重仅为2.8%，与中国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地位很不匹配。

　　从人口结构的变化来看，中国有限的养老金储备显然难以应对不久之后的老龄化高峰。上述报告称，未来10年，我国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将大幅增加，2019年为1.02亿人，2025年、2035年将分别上升到1.37亿、1.90亿人。相比之下，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储备却很不成比例。

　　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将直接导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总量增收下降。从2020年开始，1960年出生的人陆续退休，并将在未来10年内全部退休。21世纪前期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受此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抚养比持续走低。2019年中国企业职工的抚养比只有2.6：1，辽宁1.5：1、黑龙江1.3：1。

　　未来若仅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来应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结果只能是“独木难支”。面对这样的形势，《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已将加强养老财富储备、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张熠认为，中国本身是一个储蓄率极高的国家，国民储蓄率约为20%，而政府和企业储蓄率还有20%多，合计超过40%。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从总量上来说并不缺乏资金，根本问题在于结构，增加养老储备并不是说要改变现收现付制，而是要将社会财富用于应对老龄化。

　　中国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储蓄存款、理财、保险资金三项加起来规模合计已经超过150万亿元，可以转化为长期养老资金的金融资产非常可观。当前需要通过有效的引导和改革，将个人储蓄和个人投资的一部分资金转化为商业养老资金。张熠称，可以通过发展税优型第二、三支柱，引导企业和个人将一般储蓄转化为养老储蓄。

　　大力发展第三支柱的私人养老金是增加养老财富储备的一条必由之路。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私人养老金越充分，这个国家的养老金制度的整体可持续性就越强，目前，我国第三支柱的顶层设计还未出台，税优试点仅限于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已经延期，扩围方案还未出台。报告建议，尽快推出一个完整的、容纳所有金融产品的账户制第三支柱设计方案，让第三支柱成为真正的账户制养老，成为第二支柱的“蓄水港湾”。

　　张熠认为，将社会财富用于应对老龄化除了引导储蓄向养老转化之外，还可以通过国资划转社保来充实社会基金，以战略储备的眼光考虑国有资产管理；还可以将外汇储备进行一定改造，加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需求，使其具有主权养老基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