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青

　　（作者马青，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知名评论人；本文系荔枝新闻客户端、荔枝网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爆料微博

　　近期，某明星被爆料，疑似在美国找人代孕生子，“如何看待代孕”的话题冲上热搜。

　　关于“代孕能不能合法化”的讨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民间热议、政府研讨、学界论坛都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辩。2001年之前，政府曾专门组织国内国际的法律、生殖、伦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讨论是否应该放开代孕，讨论的结果是：不能。2001年，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这算是卫生部门释放的明确信号：代孕在我国是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尽管如此，一部分有需要的家庭还是在想方设法绕开规定。媒体调查发现，从2004年开始，民间私下的代孕产业链在不断发展壮大，日渐专业化，在海外俨然形成了一个地下的婴儿“生产流水线”。有人再次呼吁立法，2015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出现了“禁止代孕”的字样，可是后来在表决中被删除。但这并非是“代孕合法化”的信号，在“代孕”的法律概念还未明晰的情况下，“有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论证”。

　　在数次讨论中，主流观点仍然是不能放开代孕。2017年，有专家表达了“适当放开代孕”的观点后，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开回应，再次强调代孕非法，并表示将继续严厉打击这种违法违规的行为，保障群众获得安全规范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

　　不管有关部门怎么强调代孕非法，但尴尬之处在于这并无法阻止一部分人到国外去重金求子，也无法重罚那些游走于灰色地带的代孕中介机构。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全国从事代孕行业的中介机构已达四百余家，但多属于“地下交易”；某代孕网站甚至声称“2004至2012年全国已经诞生一万余名婴儿”。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与代孕有关的纠纷：抚养权争议、弃养问题、费用问题、落户问题……有些案子闹上了法庭。法律界人士只能反复提醒，代孕是非法的，代孕协议是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孕合同是无效的，并不断告诫那些代孕母亲，你们将承受巨大的风险，面临的是身体与情感的双重伤害，自身权利毫无保障。

当事人回应微博

　　前不久，一个代孕妈妈的遭遇就让人目瞪口呆，40多岁的女子做了代孕母亲，可怀孕后因染病遭客户“退单”，她生下了孩子后，跨越千里寻找孩子生物学的父亲，想请他帮忙上户口，但根本见不到“买家”。不管孩子是怎么出生的，从法律上说，落户都是基本权利，但问题是，拥有这样的背景，这个孩子将会有怎样的人生？可以预见，在类似的纠纷中，孩子不仅最无辜，也很可能是受伤害最重的那个人。

　　必须承认，解决不孕不育问题的需求在增长，这正是黑色产业链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却是多年讨论仍然不得要领，立法始终裹足不前。那么，是不是合法化就可以解决矛盾呢？

　　很难。代孕最难突围的就是伦理冲突。夫妻双方的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后，移植到代孕者的子宫。这等于是借用了代孕母亲的子宫，这个孩子与代孕母亲没有遗传学的关系，可是，在法律上，她就是孩子的母亲，提供卵子的人，是孩子生物学上的母亲。怎么判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如果孩子是代孕母亲的，那么，因为付钱就可以交给生物学上的父母，这与人口贩卖有什么质的区别？如果出现问题，可以说“货不对板”而“退货”吗？那是一个孩子，孩子能是商品吗？即使法律能厘定亲子关系，规定孩子的抚养义务，但另一个伦理问题也是绕不开的，即“子宫”是可以“租用”的吗？代孕母亲可以仅仅作为一个“生育工具”而存在吗？

　　有支持代孕合法化的人认为，代孕是解决不孕不育家庭的希望，这种需求是应该被理解的。还有人认为，当年试管婴儿刚出现的时候，被很多人认为邪恶，但几十年后不也终于可以接受了，所以，代孕的伦理困境也可能只是时间问题。或许这是一种乐观主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观点仍然欠缺说服力。

　　有人说，只要双方自愿，女性是拥有生育自主权的。可是，当生育可以变为一门“生意”，当价格标到足够高的时候，这种“自愿”就有可能变成是一种变相的“压制”。立法现在最该做的，恐怕不是为代孕开道口子，而是应该关上那道正在被漠视伦理的人不断捅开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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