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傅高义被费正清等人物色，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由此成为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的一员。1973年，傅高义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他对中国做过多年扎实而刻苦的研究，从而赢得了“中国先生”的称号。

2013年4月26日，陕西西安，傅高义（Ezra Vogel）接受采访。（图｜视觉中国）

　　结缘中国

　　30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傅高义一生的轨迹。1960年11月，刚在耶鲁大学任教不久的他回到哈佛大学探望一位朋友，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问他是否愿意研究中国，傅高义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想过。”这位教授告诉他：哈佛大学最近获得一笔基金，想专门培养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如果学了两三年成功，便可以留在哈佛教书。

　　1930年7月11日，傅高义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威斯理安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在美军服过两年兵役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即将从哈佛毕业时，他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留在学校做美国社会研究。“我的一位教授对我说：你如果想要搞好美国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到国外去，先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做比较研究，应该去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如果去非洲的话，情况差距太大，而欧洲文化又太接近，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傅高义与妻子商量了一下，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

　　1958年，傅高义去了日本。第一年，他专心学日语，第二年则开始做家庭调查。几年后，傅高义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阶层及其家庭》。通过这部作品，他“成为有关现代日本的最前沿的美国观察家之一”。

　　1960年，傅高义从日本回到美国，在耶鲁大学教书。没想到，机会不期而至。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寥寥无几。傅高义后来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道：“在美国的很多大学里，尽管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都在教授关于中国的课程，但却都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了解。”

　　到了50年代后期，一些美国大学开始重视培养中国问题的人才。很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比如费正清认为，这时应该扩大对中国的研究。美国一些基金会也认同这个看法，它们愿意出钱来支持中国问题研究者，可当时的情况是，“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够讲流利的汉语，也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在研究中运用中文或日文文献”。

费正清

　　“当时一些大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都想扩大中国的研究，他们决定招收和选拔几名年轻学者，力图让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学术基础专门研究中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也是这些寻找者之一。痛感“在这个领域严重匮乏高水平人才”的费正清，着意选拔和培养一个训练有素、具备从事中国研究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的学者群。傅高义说，当时哈佛大学已经有中文、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研究，但是在政治、社会、经济、法律这些专业上，还没有人做中国的研究。此时，研究过日本又有社会学背景的傅高义的出现，恰恰符合了费正清等人对未来中国研究者的需要。

　　傅高义决定抓住这个机会。1961年，傅高义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去世后，它被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现在叫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也学习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为他上中文课的是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今天回顾起来，虽然我们的规模很小，但在培养人才方面，很有些类似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的历史语境。”熟悉中国的傅高义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傅高义由此也幸运地进入到这支日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里。他后来曾不无自豪地说：“因为学中文非常难，想学这么难的语言的，当然是优秀的学生。所以，当时无论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还是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中国的人都是美国社会的知识精英。”

　　这位决心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学者，很快为自己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这个名字是我同中国朋友商量后取的。”傅高义的英文全名是Ezra Vogel，他说，“Vogel是个德国姓——虽然我的父亲是来自波兰的犹太人，而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fugao’。”他解释说，因为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E，取其谐音，又选了“义”字，“我知道在中文里，‘义’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

　　研究中国

　　1963年，傅高义动身去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间，他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我们的研究目的着眼于中国1949年后的全面历史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现象）。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我们预测到中国与美国、世界的关系将逐步展开。我们的学者不想抵制中国的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国交流，需要掌握和了解中国，因此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研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研究的重要性。”

　　赴香港前，傅高义原本希望能做一些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实际研究，但是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和各种条件所限，详细的地方资料很难收集到，除了广东。“考虑之下，我决定不研究全部中国，而研究广东，因为材料和可以访谈的人都比较多。”

　　在香港待了一年后，1964年，傅高义回到哈佛，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1949年后广东全面发展情况的著作。在香港期间，他开始系统阅读能获得的中文报纸，包括《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他说“但是因为语言水平有限，我在理解上还是有一定问题”。回到美国后，正好哈佛大学买了《南方日报》从1949到1964年的全部报纸，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资料。

　　此时，从广东逃到香港的一位叫陈仲文的年轻人，给傅高义提供了很大帮助。

　　“我请他来美国做我的助手，我们一起来看《南方日报》等这几份报纸，我看的时候他在旁边也看，不明白的就问他是什么意思。比如我看报纸说‘反对×××’，我就问他是什么意思，背景是什么。他就会把他了解到的很详细地告诉我，特别是有关于土改的经验，比如最开始的政策是什么，几个月后政策又变成了什么。从中我可以了解报纸和现实矛盾的地方。”傅高义与助手这样老老实实每天读报纸、研究材料进行了两年多，其实在后来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写作上，也用了这样的“笨”办法。他扎实的史料功夫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1969年，傅高义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详细介绍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土改的过程，当时在美国很具影响。“在他的第二部作品里，傅高义展示了他对中文材料掌握和娴熟程度及其关于现代中国发展的渊博知识。从那时开始，能够游刃有余地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和洞察整个亚洲局势，便成为傅高义学术成就的两个特色。今天，他仍是美国少数几个能对日本研究如数家珍的中国研究学者之一。”

　　那时候的傅高义已经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研究风格。虽然那时候傅高义已经在书中明确指出“大跃进”是“乌托邦主义”，但他不因意识形态冲突而对他研究的对象做高高在上的审视或批判，而是以专业学者的态度，冷静地对一个复杂的社会做出观察和分析。傅高义后来也坦言：“尽管美国有些人非常反对共产主义，但当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并不会对共产主义反感。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对共产主义提出批评，而是要努力客观地去理解它，去认识这个社会的活力和发展。虽然那时还有很多政治家牵涉到‘冷战’，但我们学者中已经对那些极端的‘冷战’斗士持批评态度，我们只想努力地去理解真实发生的事情。”

　　1965年，傅高义开讲中国社会，主要讲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情况，这是哈佛大学首次开设中国社会学课程，当时傅高义的学生有三四十人，其中十几位后来也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学者，比如杜维明、怀默霆、高棣民等。在教学领域上，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接班费正清

　　1973年，费正清从东亚中心退休，比他小25岁的傅高义接任中心主任一职。

　　美国很多研究中国的专家都是费正清的学生，但傅高义却不属于这个群体。“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一直是搞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费正清是教历史的，当然我跟他们很熟，也听他的课，但我不算他的学生。”傅高义解释。

　　“费正清看中文文章可以，但是中文讲得不太好，他有很多中国的朋友帮他做研究。”傅高义坦率地说，“他为这个中心的成立做了很多系统的工作。‘二战’以前，中国历史不是历史研究的主流，他想把中国历史引入西方的主流研究，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

　　“费正清是哈佛出身，是这里的领导人，用中国的说法，在美国社会他算得上是‘高干子弟’，他有些骄傲，他的妻子（费慰梅）也来自很有地位的家庭，所以他非常自信。而我是小镇长大的青年。”傅高义半开玩笑地说。尽管从学术上还是性格上，自认与费正清还是有很多不同，但总的说，傅高义仍然表达了对费正清的敬佩之情，“他成立的研究所不仅仅在哈佛，在全国的贡献也很大”。

　　费正清对努力又勤奋的傅高义也青睐有加，从1967年起，就有意识培养傅高义做他的副手。而在担任副主任的时候，傅高义已经显示出与费正清不同的领导风格。费正清很少参加冗长的学术讨论，而傅高义则不同，“他喜欢参加各种研讨会，听学者们讨论自己的研究成果、互相调侃、互相辩论”。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慢慢解冻。

　　“尼克松访华之后掀起了中国热，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做了一些事情。费正清认为，哈佛大学不仅对自己的学生有责任，对全国也有责任，因为哈佛大学在美国有地位，所以我们有责任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不仅在学术方面，在外界也应该讲课，我也完全同意这个做法。我们的很多演讲，不是为了直接影响政府——我们当然是想影响美国对华的政策，但是影响不大。”傅高义微笑着说，“民主国家中民众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尽量让老百姓了解中国，否则，政府的决策也无法推行下去。”

　　1975年，傅高义从日本基金会得到一笔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日本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1979年，他出版了他关于日本的第二本著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ica）。在日本，这是西方学者写作的最为畅销的非文学类作品，受到空前欢迎。

　　“‘日本第一’的意思是说，日本一些方面的确做得非常好，我是希望美国人应该多学日本的做法，日本有很多优点，比如质量管理、学生考试制度、人寿命的延长等等，很多方面做得都比我们好。”傅高义说。

　　这本书出版后，美国许多企业家纷纷邀请傅高义去做报告，以增加对日本的了解。傅高义后来才知道，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谈起这个话题，傅高义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一个有趣的小细节。有一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带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进行的一次演讲上，下面有人向朱镕基提问：“你认为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朱镕基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我，而应该问傅高义啊！”没想到，底下一片大笑。朱镕基不解，问大家为什么笑，别人回答：“提问的人就是傅高义！”

　　“朱镕基是个有意思的人，我很佩服他。曾经有人问我：如果再有机会写一本书的话，你会写谁？我回答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一定会写朱镕基。但是，我恐怕没有精力再写他的书了。”傅高义不无遗憾地感慨道。

　　进入中国

　　1969年，共和党人尼克松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费正清与傅高义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给尼克松写信，“我们说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不仅如此，傅高义与费正清等8位学者还曾经去华盛顿，找到国务卿也曾是哈佛教授的基辛格谈话，就中国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傅高义说，美国有一个组织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这个创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委员会，在“冷战”期间，对推动中美双方的交流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由它推动的，傅高义与基辛格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常常在这里见面。

　　1971年的某一天，基辛格专门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找费正清和傅高义这些“中国通”们，聊了一次中国问题。“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当时告诉我们说，中国很快会参加联合国，所以我们应该事先准备好，用什么办法、怎么跟中国打交道。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也不太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所以我们都只能说‘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看周恩来的意思可能会做什么事’，但是中国真正的事情我们都不太了解。”

1972年10月，朱德（前左）、郭沫若（前右）、华国锋（后戴眼镜者）在北京颐和园参加建国23周年游园活动

　　1973年，傅高义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是到中国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成员里有包括傅高义在内的三个中国研究专家，而其他人都是从事自然科学的。回忆起这一次访问，傅高义说，“中国当时需要自然科学家，不太欢迎外国的社会科学家来研究自己”。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也称“麻省”）建立了姐妹关系。当时的麻省州长得知傅高义曾写过一本有关广东的书，便指定让他加入一个研究麻省姐妹关系的委员会。傅高义解释：“因为我会说汉语，又对广东情况比较了解。”而麻省前州长出访广东时，也曾邀请傅高义做随行翻译。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傅高义得以与当时的广东省高层领导有了更多的沟通与交流。“他们希望外国人到广东投资，但当时广东的投资环境不太好，省里领导们认为，中国人写的书国外会当成是宣传不会相信，如果一个知名大学的外国教授来广东写一本，可能对外国人有很大的说服力。就像我以前写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对美国人了解日本非常有帮助，所以他们邀请我去广东做研究，觉得如果能写成一本书，对广东也有一定好处。”

　　傅高义于是接受了邀请，但条件是自己承担费用，目的是保持研究的独立性。“我还告诉他们，我是学者，我的工作是客观地提出我的看法，也要批评。他们说可以，他们觉得写基本的情况能让外国人客观地了解广东，他们对此很乐观。”

　　1987年傅高义前往广东。当时的广东省经济委会员为他的研究调查提供了很多帮助，而当时的经委主任，就是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张高丽。另一个收获是，当时广东省经委为他派了个年轻干部做助手，这位叫窦新元的人后来变成了傅高义的朋友，在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时也为他提供了大量帮助。“因为他曾经在经委工作，他了解中国制度，帮助我了解全国的情况。”傅高义说。

　　傅高义在广东待了7个月，广东100多个县，他去了70多个。“没有第二个外国人得到过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从广东的内部来考察这个省份，因此我感到更有责任来记录这个省的很多细节，力求把广东的发展实情提供给西方的学术群体。”

　　1989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的这本《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这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对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性质、过程及前景进行了颇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这本书与20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前后相续，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

　　回忆起这次经历，傅高义觉得稍有遗憾的是，他没有见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任仲夷的孙子任意后来也成了傅高义的助手，在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时，任意曾陪他去北京见任仲夷的很多朋友，他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二度出山

　　1995年夏，傅高义再次担任费正清中心主任，这时他已是美国最为知名的亚洲问题专家之一。从1958年以来，傅高义每年都要访问亚洲，在亚洲他联系的都是最高层次的人物，比如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傅高义在第一次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时邀请他去演讲时两人相识，傅高义写《邓小平时代》时，李光耀为他提供了很多独特的看法和鲜为人知的细节。

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摄于1965年）

　　上世纪80年代初，哈佛大学提出希望资历老些的教授也要上公开课。傅高义觉得，不应该只讲日本、中国这两个国家，应该把课题延展到后期产业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于是他开了一门叫“东亚产业社会”（East Asia Industrial Society）的课，谈后起发展的产业社会特点。“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都是后期发展的，我想应该多理解它们，于是我去了这些地方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也接着做了不少研究。”不久，他在哈佛大学出版了一本《亚洲四小龙：东亚的工业化》（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不但探讨了“四小龙”的经济发展，还讨论了支持其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

1970年，新加坡学校操场上玩耍的孩子们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词的著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受克林顿政府之邀，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一职。约瑟夫·奈邀请他的好朋友傅高义一同到华盛顿工作，傅高义出任东亚情报官一职。傅高义解释说，国家情报委员会主要是为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十几个部门提供材料分析工作。

　　“当时我们是集中阅读材料——主要是日本、韩国、中国、东南亚的一些问题，然后撰写分析报告。我当时在华盛顿看到了很多比较秘密的材料，此前和之后我都没有机会再看到，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时我还没考虑去做邓小平的研究，很可惜没有用到这个机会。”这让傅高义想起来稍觉遗憾。“不过后来我还是发现，我了解邓小平还比其他人多很多，因为当时的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的报告我们也能看；我后来与在政府工作的那些人也有一些来往，可以交换看法。”

　　“除了当兵的经历外，这是我唯一一次参与政府的工作。”傅高义总结说，“很可惜我年轻时没有这样的机会，已经63岁了才能去，也许年轻时候我能更好地利用这个经验。”在《邓小平时代》一书前言里，傅高义特地指出，尽管有过这段工作经历，“但在本项研究过程中，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保密资料”。

　　重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的傅高义，决心改变中心以往只关注学术，而对与国家、政治、商业方面的领袖人物合作缺乏兴趣的传统。在他看来，哈佛作为世界级名校，在教育公众方面责任重大，所以，他努力拓展与这些人物的关系。在傅高义领导下，费正清中心“差不多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门在波士顿的分部”，每周都会有高层人士到访。在这段时间，傅高义启动了很多有关当代国际关系问题的新项目。

2012年10月5日，傅高义出席美国智库为其新书《邓小平时代》举行的研讨会后，为听众签书

　　在此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江泽民的哈佛访问。对傅高义来说，这也是他多年来努力推动中国人士和哈佛学者互访的结果。

　　“我以前在北京见过江泽民，那是1996年带领一个团访华，我代表大家向他提问，讨论了一些问题……当时知道他要访美，我就向中国方面表示，如果江泽民想到哈佛，我可以帮助安排。中国大使馆有几位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后来就和我商议具体安排。”

　　“这次到访的时机我们利用得非常好，江泽民的演讲安保很严格，1000多名听众被要求提前一个小时进场等候，我们利用这一个小时，请了四位教授为听众们讲授中国的历史背景，让现场的学生多理解中国，这也是教育全哈佛的学生多了解中国的一个宝贵机会，所以当时哈佛大学校长也很感谢我这样做。”

　　江泽民来哈佛前，傅高义还跟中国方面联络，问江泽民能否在现场回答学生的提问，但遭到否认。傅高义没有死心，又通过驻华大使尚慕杰（James Ralph Sasser）与江泽民会面的机会，当面征求他的意见。没想到江泽民痛快地答应下来。“尚慕杰一下飞机就赶紧打电话告诉我，我也很高兴，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希望江泽民能回答问题。”傅高义回忆，当时他事先做了一些准备：让一些想提问者把问题寄到他们这里来，他与其他一些专家，包括新闻专家在哈佛开会，选了两个敏感的问题。

　　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如期在哈佛大学进行了演讲，尽管场外不出所料地聚集了很多示威者，但是江泽民还是始终微笑着面对听众。当被问及对屋外的抗议者有何感想时，他回答：“虽然我已经71岁了，但耳朵还很管用，我能听到外面扩音器的声音，不过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得更大声。”底下是一片掌声和笑声。这让傅高义和其他同事们松了一口气。“最后江泽民现场回答了两三个问题，答得很不错。这件事上他非常感谢我，我也很感谢他。”傅高义说，此后他又在北京见到江泽民，每次江泽民都会提起：“哈佛那次，组织得很好！”

　　江泽民访问后，哈佛大学与中国教育部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这也无疑为哈佛大学与中国高层的互动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2003年温家宝再次访问哈佛。费正清中心直接参与支持了这两次高端访问。追根溯源，都与傅高义的努力有关。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的教学职位上退休，而他研究中国的一段艰难的历程，此时刚刚开始，直到10年后，他拿出了这本厚重的《邓小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