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特报记者/史亚楠 孟煦 实习生/王畅

　　9月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一女童遭生母侵害。图片显示，该女童全身伤痕累累。网传信息称，该女童系母亲用绳子、烫红的火钳等工具虐伤。因女孩伤势较重，被老师发现并送医。2日晚，长丰公安发布警情通报，确认了女孩遭受生母虐打的事实。

　　亲生母亲打伤女童 邻居称孩子父母均脾气暴躁

　　通报称，受伤女孩目前读三年级，系被其母亲郑某殴打，由就读小学校长报警。据警方通报，随后当地安排女孩就医，并将孩子安排其近亲属监护。荔枝新闻注意到，这已经不是女童第一次被母亲郑某打伤。警方通报提到，今年6月18日，学校已经发现孩子身上有伤，经了解系郑某打伤。因与郑某就此事沟通效果不好，学校联系当地妇联、派出所进行教育。当时因孩子伤势较轻，郑某怀有九个月身孕，且认错态度良好，保证以后不再殴打孩子，未予以法律处罚。

　　荔枝新闻从长丰县新闻办公室获悉，本次虐打事件后，当地政府、公安、妇联等均已介入开展工作，因涉事的孩子母亲郑某尚处于哺乳期，暂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他们（介入部门）肯定要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理，肯定是要走相关的程序。”据长丰公安通报，警方将依据孩子的伤情鉴定结果和调查的事实依法处理。

　　针对被虐女孩的家庭情况，其所处的吴山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女孩母亲在家庭中相对强势，而其父亲则相对弱势，“怕影响家庭，平时对孩子也不是特别管特别问”。但另有当地村民告诉荔枝新闻，女孩的父母脾气均比较暴躁，也没有正常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据新京报报道，当地妇联称，孩子的父亲也曾参与殴打孩子。上述吴山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孩子目前由其奶奶照顾。

　　法律逐步完善 地方还需配套建立处置体系

　　监护人不但无法提供保护，反而成了施暴者，这样的案例虽然不普遍，一旦出现，解决起来往往难点重重。南京同心未成年人保护与服务中心总干事黄琼花告诉荔枝新闻，目前我国的不少地方所发生的家庭内部的未成年人伤害事件，从问题的发现到最终的解决，都没有在操作层面形成完整的处理体系或配备相应的救助力量。

　　黄琼花表示，从2014年底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再到今年最高检、国监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健委、团中央、全国妇联九部委共同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多项法律法规都对类似案件的发现、处理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地方尚没有完善相应的措施，也没有配备足够的力量。

　　“比如我接触到的类似案例，施害者受制于其有限的认知水平，往往采用不恰当的方式去‘教育’孩子，但其实加以了解后我们发现，他们无法认识到自身暴力行为的不当，无法找到更合适的方式，甚至无法区分孩子的哪些行为本身是合理的。”黄琼花介绍，这就需要我们对这名女孩的家长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导，知道她为什么要打孩子，找准问题后从而谋求最终的解决，“如果最终无法沟通，屡教不改的家长，可以依法剥夺其监护权，当然，这也将对地方有关部门提出更多考验，监护权一旦剥夺，地方政府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勇气承担相应的责任？”

　　社会尽早介入有助减少恶性侵害事件产生

　　在顶层制度设计和具体执行之外，社会认知的改善也有助于遏制未成年人侵害行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打孩子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被认为是一种私权力，很多家长认为“不打不成才”，这是一种落后的观念认识。另一个就是舆论氛围，媒体报道中“虎爸”“狼妈”的舆论宣传，好像把严格管教作为一个正面典型去表彰，这是不对的。父母不能将孩子看作一个功利的实现预期目标的手段，完全不考虑孩子的人格和自由发展。

　　此外，全社会正确认识到未成年人侵害行为的危害，对于“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也有好处，更有利于尽早发现那些往往比较隐秘的侵害行为，从而尽早介入。黄琼花告诉记者，她曾接触过一例父亲将未成年女儿打死的案件，从始至终没有人对父亲的侵害行为进行过报告、干预，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本次事件中，孩子在前后两次官方介入之间是否依然受到侵害？邻居是否知情，为何不介入？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