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深圳，浓缩着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时代的精华。

　　作为我国第一个设立的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以无数个第一的成绩，迎接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

　　五湖四海之人汇聚于此，城与人，共同缔造出一个又一个“深圳奇迹”。“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口号遍布大街小巷，给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以安身立命的机会。

　  站在40年的节点，荔枝新闻采访了不同时期来到深圳的人，听寻他们所观察到的城市发展故事。　　

        荔枝特报记者/李爱 实习生/邢璐 

　　1979年7月，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在蛇口炸响。随着填海建港的机械轰鸣，改革的“试管”蛇口工业区，在这片起初只有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次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自此春天的气息，从南海边画就的这个“小圆圈”里飘散开来。

（1979年7月，蛇口响起填海建港开山炮，也被称为改革开放的第一炮。图源：新华网）

　　码头现、高楼起、百业兴，众多经济腾飞的奇迹从深圳开始，曾经的小渔村已蜕变成了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

　　40年回眸，深圳通过蛇口迈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的袁庚在蛇口率先推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职工住宅商品化、全国招聘人才，以及实行全员合同制等一系列开创性举措，蛇口成为了深圳乃至全国经济社会体制变革的先锋。

　　郑艳萍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初代职工，在深圳生活了近40年，是变革的亲历者也是获益者，这座城市点点滴滴的发展与成就，都保留在她的记忆中。 

　　“当时的深圳是一张白纸，我预感会有更多的机会”

　　1982年2月，从韶关市第一中学毕业的郑艳萍，通过韶关劳动局参加了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在蛇口工业区兴办的凯达玩具厂招聘，当时的她一心想走出家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凯达玩具厂是当时最早入驻深圳的外资企业之一。应聘顺利完成后，郑艳萍与80多名年纪相仿的同乡女孩一起来到蛇口，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女工。

　　“当时的深圳是一张白纸，我预感会有更多的机会。”回忆起初来深圳时的情形，郑艳萍如是说，同时吸引她来还有另一个颇为浪漫的原因，“听说这里有海，我一直觉得海很漂亮，有一首70年代的歌叫做《假日的海滩》，那首歌我还会唱，我就想来看一看。”

（1980年，蛇口至南头的公路到处是稻田和荒芜的山头。图源：新华社）

　　初到蛇口，郑艳萍看到的是满眼荒凉，正在建设中的工业开发区尘土飞扬，时不时还能听到炸山填海的炮声，附近只有供销社可以买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如果想要更多选择，需要骑自行车穿过荔枝林才能买到，“我们来了一个月左右就开始想家，有时会躲在被窝哭鼻子”，但好在年轻人总有办法苦中作乐，三八妇女节那天，她和其他姐妹在宿舍办起小聚会，大家穿上各自最好看的衣服，把零食凑一凑，一起唱当时流行的《甜蜜蜜》。

　　在工厂制作玩偶的生产流水线上，郑艳萍负责为玩偶缝制衣裳，月收入在当时来说颇丰，固定工资80元，额外多产的部分还能获得相应的超产奖金，此外还有加班费、全勤奖。最多的时候，仅加班费就超过了1000港币，这在当时国内其他地方是难以想象的，郑艳萍也由此参与了我国最早的工资制度改革“结构工资制”。 

　　那时候，郑艳萍会有意识地将工资攒起来，年底用职工配额去买从香港进来的冰箱、彩电、洗衣机带回家，“当时周围的人都很羡慕我们家有一个在深圳打工的，可以买到海外来的‘咸水货’。”在物质消费还不甚发达的当时，她已经能从蛇口工业区的职工小卖部里买到许多“稀罕货”，有香港公仔面、午餐肉罐头、力士香皂、黑人牙刷……

　　不仅如此，蛇口管理委员会也是由全体职工投票选举出来的，蛇口的职工还可以分期购买工业区内的福利住房。早期蛇口所有职工婚后都可以按照入区时间等条件评分，享受对应的购房福利待遇。1990年郑艳萍购买了一套67平米的二手房，价格2.2万，自己凑齐首期8000元，剩余每月还贷480多元。 

　　郑艳萍还记得当时国家部长级领导来工厂看望职工，与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唱歌朗诵诗篇，以及对于职工要求的福利待遇给予批示的情景。“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蛇口情节’，说的就是早期来蛇口的那群人在一起的那份感情。” 

　　“女工出身，我知道更应该关注哪些女性权益”

　　随着工厂订单量逐渐增多，工人的工作量也直线上升，超时加班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还未完善，职工权益保障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这种情况在当时园区的其他企业中也有发生，蛇口工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竖立在蛇口街道旁边时间标语牌 图源：新华网）

　　在凯达玩具厂工作两年后，郑艳萍被调任蛇口工会，先后于女工部、法律部工作。谈起组建与发展工会的过程，她说：“在计划经济时代过渡到市场经济状态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雇佣劳资双方的问题，最理想的当然是双赢，但是一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定位跟定调很重要，不能只看重雇佣方，更不能践踏职工的权益，任何一方都不能不守规矩。”

　　“女工出身，我知道更应该关注哪些女性权益。”有一次，郑艳萍接到关于一家食品厂的投诉，该厂女职工被车间玻璃门划伤了手臂，但工厂未对其作出工伤认定，并将矛头转向女职工与主管的争吵，认为是女职工因受负面情绪影响用力推玻璃门而致使受伤，要求其赔偿。了解到初步情况后，郑艳萍前往工厂实地调查，在此过程中，她发现那扇玻璃门原本就存在破损，只是用胶水粘着并未消除潜在隐患，基于此，郑艳萍坚决地支持受伤女工去报工伤：“工伤的界定只说工伤发生的时间段和地点段，并没有说因为吵架或者其他原因就不算了，不能受了皮肉之苦还蒙受经济损失。”

　　在郑艳萍看来，蛇口工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工会的一面旗帜，它不仅率先制定出招募员工不得带有歧视条件的准则，尤其针对女性职工，不得要求其结婚怀孕便主动离职，并且要求企业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必须在工会备案。当时蛇口工业区内的四五百家企业都在工会的职权范围内。

　　职权范围变大了，郑艳萍开始更加有意识地为自己扩充知识储备，并萌生了想考大学的念头，“我蛮喜欢写写东西的，一开始不太知道要考什么，我就考了中文系。”随后她将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学习中，并顺利成为深圳大学中文系的一员。差不多同一时期，一个名叫安子的打工妹也考了进来，其创作的打工纪实小说《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于1991年开始在《深圳特区报》连载。可以说，深圳八九十年代，有热火朝天的建设，也有文学的诗情画意。庞大的打工群体中诞生了日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深圳“打工文学”。

　　“光会写、会说还不够，我还必须要有方法，要懂法。”工作中需要应对的各类复杂劳务纠纷，又让郑艳萍发现，法律或许是更为急需的知识。于是，在中文系学习了一年后，她又转到了法律系，随后还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

　　在蛇口工会的岗位上，郑艳萍一直干到了退休，期间也感受着这座城市日益完善的劳工权益保障。她认为，深圳这些年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也越来越注重专业化，以蛇口工会为例，工会每年会进行招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协助职工解决纠纷，“职工只要出现问题就可以过来，工会掏钱请专业律师来打官司”，由此形成了一种社会性购买服务。 

　　“意外搭乘了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我真幸运”

（如今的大南山脚下，街道干净，道路规划有序，招商蛇口大楼与香港隔海相望。图源：新华网）

　　退休后的郑艳萍，生活丰富，和90后发烧友一起跑步健身，学习炒股，考取心理学三级、二级证书，还体验了一把做生意的乐趣。

　　在蛇口工会担任女工部部长期间，性格开朗的郑艳萍时常组织妇女干部们开展业余活动，或是去世界之窗玩，或是结伴逛街，一来二去与当时一家经常光顾的服装店老板熟络了起来。如今这位服装店老板已拓展起线上销售的业务，并邀请她一起加盟，郑艳萍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我的性格就是决定要做的事就要做好一点，今年2月19号是我来的深圳38周年，我想送我自己一个礼物，就是做成一个VIP的店主。”为了拓宽客源，郑艳萍主动认识了很多年轻人，有些还成为了朋友。她喜欢在家里常摆一束黄玫瑰，空闲的时候，买颗鲜木瓜、一盏甜品请朋友来家里小聚。

　　回顾在深圳近40年的生活，郑艳萍感恩自己的幸运。“在深圳，特别是在蛇口，我最大的财富是收获了满满的人生体验。”她记得曾经参加过的深圳市第一届交谊舞比赛、蛇口十大歌手比赛、演讲比赛等等；记得曾作为群众演员参与滕文骥导演的《锅碗瓢勺交响曲》拍摄的情形，那是一组大雨中的镜头，她被淋得浑身透湿却仍然十分开心；也记得脱掉3寸高跟鞋、换上运动鞋与驴友的每一次徒步旅行，最佳战绩是在惠州完成了10小时内60公里的徒步挑战，并前后挑战了三次。这里开发、包容，永远年轻。“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搭乘上这辆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在我心目中深圳是最好的家。”郑艳萍说。

　（除特别说明外，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