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及东方，曾有过许许多多奇幻瑰丽的城市。但在漫漫历史进程中，它们犹如昙花一现，犹如无尽时间、空间中的一声叹息。比如楼兰，比如高昌，再比如许多名存实亡，实质已天壤之别的那些城市。

　　好在拉萨老城，依然葆有完整的精神结构，依然具有人类意志、情感与想象力而构现出的完美形态。你可以说它体现着佛教宇宙观的诗意结构，是大地上的曼陀罗，也可以说它是藏文化智慧与传统的结晶，正如克纳德·拉森在《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中所写的那样：拉萨，西藏历史聚集点，像罗马，麦加，瓦腊纳西和耶路撒冷这些伟大的宗教城市一样，已经成为了一个『磁场』。

　　而最重要的，是它的延续，是它的传承。仿佛千百年来，拉萨从未失去过诗意，从未有过彷徨，它依然如此高贵，如此美丽，既承载了世俗人的骄傲，也担负起了宗教信仰及藏文化的情感要求。

古城拉萨时光之城的变迁

　　撰文马丽华

　　拉萨市位于西藏自治区中南部，

　　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北岸，

　　地理坐标：东经91°06′，北纬29°36′，

　　海拔3650多米。是西藏自治区首府，

　　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

　　拥有1300多年建城史、为国务院于1982年

　　首批公布的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拉萨历史上，每当传昭大法会来临，拉萨城立刻变得人山人海，法会末期，行进在八廓街上的穿着古装的骑士们英俊威武，场面一片欢腾热烈。（摄影蓝志贵）

　　01

　　史前文明之光

　　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村，于1984年西藏文物普查中被发现，是迄今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发现的海拔最高、年代最早、面积较大、文化堆积及内涵均较丰富的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的史前遗址。年代跨度约在距今4000年至3500年之间，由此可将拉萨河谷的文明史上推至公元前2000年。

　　谁是拉萨河谷拓荒者？荆莽蒿莱中，哪一群人最先于此垦殖畜牧？

　　曲贡遗址发掘出西藏腹地的一个史前时代，也揭示了距今4000年前后拉萨河谷“曲贡居民”的生息栖居。可惜了虽有被称为“灰坑”的遗迹保存比较完整，半地穴式的民居遗迹却仅存1处，而不见远古村落的布局，想必早已被冲毁不存——足有6条冲沟切割了遗址。从前自北向南纵贯拉萨城的流沙河就很有名，一年里大部时间无水，只在雨季成为泄洪道，来水方向正是娘热沟。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还有山洪暴发成灾，后来治理有方，流沙河渐被淡忘。

　　虽未见聚落的整体布局样式，但仍能从出土物和各种遗迹窥见其文化特征，不妨碍考古学界将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陆续发现的十余处遗址，统归于“曲贡文化”，也不妨碍学者们经由该遗存发现西藏地区种种之“最”：最早的畜养动物牦牛和绵羊，最早的金属器（青铜箭镞），最早的酿造业（陶制酒杯），最早的人祭习俗（环切头骨），最早的“涂红”习俗（赭石颜料），中国西部最早的磨花陶艺……诸如此类的文明之光，均属先期抵达。

　　曲贡人生活在全新世大暖期末端，其时正值高原气候向干冷化转型的波动下滑过程中。从地层孢粉分析看来，植被以灌木为主；从灰坑厨余物看来，数量不菲的鹿、麝、鱼、野猪之类遗骨，一方面说明当时环境暖湿度绝不低于现代，另一方面也说明，狩猎活动仍为生计主业之一项。然而较之年代更早的高原东部的昌都“卡若文化”，曲贡居民在畜牧业方面已有了长足进步:除了卡若遗址见有的猪，曲贡居民驯养的动物还增加了牦牛、羊、狗，其中藏系绵羊的大角羊，据悉是从野生盘羊驯化而来。

▲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图片来自本刊编辑部）

　　未见聚落可能曾有的粮窖和谷物，留下好大一片空白和遗憾。好在有略晚于曲贡古村一两百年的贡嘎县昌果沟遗址提供了有关种植食物的佐证——从这处坐落在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史前遗址，收集到相当数量的种植食物：多半是称为“粟”的小米，还有高原特有的大麦类（青稞），另见有小麦和豌豆各1粒。鉴于昌果沟遗址与曲贡遗址同处雅鲁藏布江中游，文化属性和生产方式类似，有理由相信曲贡居民是更早的农作物种植者——播种粟和大麦。而大麦（青稞）种植的意义与耐干旱贫瘠的黍、粟种植有所不同，不仅意味着麦类作物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同时表明麦类作物所需的种植技术已高出粟类作物一筹，即“灌溉农业”出现——这一农耕文明的进步标志，彻底颠覆了《西藏王统记》有关“（第九代）赞普布带贡杰时钻木为孔作轭犁，合二牛轭开荒原，导汇湖水入沟渠，灌溉农田作种植。自斯以后，始有农事”的记载。

▲拉萨1904（图片来自网络）

　　曲贡遗址出土的一枚青铜镞，同样意义重大。据此可以认定西藏地区已在距今4000年前后进入了“金属器时代”，只是由于出土物数量稀少且尚未发现有关冶炼的遗迹或证据，致使专家们尚无法定论这类金属器是本土制造呢还是来自远程贸易。不过在我们非专业人士眼中，无论“本土说”还是“外来说”，同样有价值，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曲贡文化以其领先周边的文明程度和地理及出产优势，使拉萨河谷成为藏地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为题中之义。

　　至于社会生态，因为发现了人殉牲祭现象，应是存在阶级阶层之别的；30余座墓葬中，遗骸多为二次葬，也显见是遵从了某种原始教义。属于生存所需、实用价值之上的，有艺术和审美，这集中体现在陶艺业方面：曲贡人心灵手巧，技艺高超，从制作材料、器型样式到纹饰图案，莫不用心。其中陶制品的猴和鸟引起特别关注，或被认作图腾崇拜标志。联系到西藏地区古今盛传的“猴鸟”故事，并且作为“六长寿图”中象征和谐友爱的吉祥动物，备受藏族人喜爱，到今天仍为城乡民居装饰必备，不由得想到，猴面贴饰既抽象又逼真，它是否是那个后来被附会以观世音化身的神猴原型？是否由4000年前的曲贡人原创？“猴子变人”传说正源，也许就在这儿也说不定呢！

　　——在此插播一则旧闻。听拉萨老辈人讲，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查办藏事、推行一系列改革之余，在拉萨传播新知，宣讲“天演论”。听众对生物进化理论接受了多少不得而知，但当听到“由猿而人”竟成“新说”，不禁相视而笑，说，本来如此嘛！

　　02

▲1955年的拉萨远景。（摄影／蓝志贵）

　　王城建在吉雪沃塘

　　拉萨河谷历史人事首现于藏文古书中，已在曲贡人两千年之后。仿佛搬演中原春秋战国时代，历经长时期动态演进，高原上40个小邦国到吐蕃前身悉补野部落崛起时，大约只剩下12个；松赞干布祖父达日年塞时代，悉补野部已经强大到坐拥雅鲁藏布江南半壁江山，目光正瞄向江北岸。

　　江北岸，隔山相望，沿拉萨河及其支流堆龙河两岸，岩波查松小邦地跨今拉萨市大部县份：东起林周、墨竹工卡，西至堆龙德庆和当雄，由森波王世代经营。按说在群雄争霸“天时”下，先天秉有“地利”，貌似最有基础完成一统大业，可是“人和”条件全无——同一森波王族属地，却由二王分而治之；森波杰·赤邦松和森波杰·达甲吾各据堡寨，据地望考证，一在林周彭波，一在今楚布寺附近。古书上说，二小王皆因内讧而自毁：先是达甲吾小王因生性偏执暴戾，不得人心，被臣子所杀，属民悉归赤邦松；殊料该王同样的昏庸无道，激起更多怨愤，以致众叛亲离。古书对此有说法：“王昏昏于上，臣仆则惴惴于下；王狂悖于上，臣仆则逃逸于下矣！”

　　于是有韦氏、娘氏、蔡邦氏等家族，密议投靠新生势力悉补野，几番潜入山南雍布拉康，寻求里应外合之策。起初赞普达日年塞心存恻隐，因其妹正做着赤邦松的王妃呢！经不住对方苦求和手下众臣力劝，方才下了决心。然而尚未举兵，达日年塞病逝。

　　毕其功于一役，将森波邦国即拉萨地区收归麾下的，是松赞干布之父南日伦赞，时间约在6世纪末。所以松赞干布并非出生在祖先故地，而是在新领地，墨竹工卡甲玛沟的强巴米久林宫。听说现在当地已将遗址修复，为了纪念，也为旅游业新辟一景点。

▲大昭寺前磕长头的藏族阿妈。五体投地，磕等身长头的身姿与声响，是除熙攘的转经人流外，八廓街最为动人的另一种节奏。 （摄影秋天）

　　一代英主松赞干布出生之际，父王南日伦赞已完成了尼洋河、拉萨河、年楚河诸流域的征服占领，为吐蕃初创奠定了基业。三河均为雅鲁藏布江中部重要支流，统称藏南谷地，受惠于地理位置和季风气候，迄今仍为西藏主要农作区——对于“马上天下”的征服者来说，“粮仓”意义自不待言。

　　上述史迹来自《赞普传记》，连同一批珍贵的古藏文资料，幸存于敦煌藏经洞中。虽然从口口相传到文字书写，中间相隔数以百年计，难免亦文亦史故事化，仍不失为信史参照，并且因此而生动。从中可见历史命运：失国者森波王不唯缺乏雄心和才干，而胜者一方也并非全凭武力，有一旁例足以证其文明程度更高：古已有之的人殉制，由达日年塞废除。

　　后世关于拉萨、关于松赞干布的著述密集起来。首先是13岁弱冠即位，说的是父王南日伦赞被复叛者门地小王毒害，已归降各部图谋叛离，少年松赞干布临危受命，在一众老臣辅佐下，迅速平定内忧外患之后，以建都拉萨为重要标志，西藏地区空前一统的政权——吐蕃，正式登临历史舞台。

　　对于都城首善之区的选址无须费心思量，拉萨以其天然优越，毫无争议成为不二之选。1400年前此地不叫拉萨，拉萨河本名吉曲——藏语寓意为幸福河，地名因河而称“吉雪沃塘”——吉曲河下游大平坝。倚山临水，视野何其开阔，古道四通八达，尤其平野中央有山玛布日——“红山”突兀而立，好一似君临俯瞰，所以地标建筑布达拉宫最早开建。

▲有着历史厚重感的大昭寺正门。摄影 秋天

　　与曲贡人拓荒不同的是，这一次属于城邦文明的开辟。硬件设施之外，文化建设首当其冲，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藏文创制，现有城北帕崩岗城堡为其象征，那是松赞干布特为“藏文之父”吞弥桑布扎建造的。空前的对外交流也有范例，其中以迎娶外邦尼泊尔和东土大唐两位公主最为人乐道。为供奉她们带来的释迦牟尼8岁和１２岁等身像，特建大、小昭寺，意味着佛教正式传入和神圣之地的由来。

　　从前森波王的牧场吉雪沃塘，一座城池凭空而起。王室从墨竹工卡甲玛沟迁至新都，文臣武将、庶民百姓追随而来。环绕大、小昭寺盖起民居，工匠的作坊，商家的店铺，八廓街渐成规模，繁荣必是洪荒以来盛况空前的繁荣。

　　建城过程被后人口碑传扬开来，被不吝笔墨地写下来、画下来，千余年传播中不断进行神话化或佛教化改编，在西藏几乎尽人皆知，外来旅游者也会从壁画上或解说中看到听到。例如文成公主本为白度母化身，初进拉萨并非哪一方向，而是来自四面八方；她怎样夜观天象，推断藏地为罗刹魔女仰卧之像，必建108座寺庙以镇之，大昭寺就建于心脏部位，云云。大昭寺修建过程又生发许多典故，其中一个说的是起初神使鬼差屡建屡垮，松赞干布役使山羊背土填湖，山羊是“惹”土是“萨”，自此王城之名“惹萨”取代了吉雪沃塘，《新唐书》《旧唐书》中汉字转音为“逻些”。“拉萨”一名何时出现？据考证，最早见于公元802年赤德松赞所立《噶琼寺碑》。时值佛教兴起第一高峰时段，意为“神圣之地”或“佛地”的拉萨，想来已是约定俗成了。

　　03

▲大昭寺前的“永远遵行碑”和“无字碑”，“永远遵行碑”亦称“劝人种痘碑”。（供图马丽华）

　　历经兴亡多少事

　　拉萨作为吐蕃都城存在了两个多世纪，伴随着王朝兴衰而荣枯。这期间发生过太多重大事件，影响、改变了西藏地区、青藏高原，乃至中古时期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敦煌所藏当年藏文古卷中，有吐蕃“大事纪年”残本，恰好记录了松赞干布去世之后，至赤松德赞当政的百余年间（公元649年至763年）：金戈铁马，向外扩张，版图达至最大化，吐蕃如日中天。然而，开创历史演绎宏大叙事的同时，权力中心的拉萨却不时有暗潮涌动——与光荣与梦想相伴同行的，是明争与暗斗，忠诚与背叛，阴谋与爱情，举凡中外前殿后宫上演过的剧目情节，可说是一样都没少。若举上层斗争典型一例，要数噶尔家族的命运遭际。噶尔·东赞，即出现在《步辇图》上的和亲使臣禄东赞，官居相位“大论”，一生效力王室，晚年攻破吐谷浑，坐镇于此并终老于此。他的五个儿子继承父业，出将入相，功高盖主。王室深感威胁，遂以“谋反”罪名查抄灭门，一众兄弟或被杀或自杀或逃亡。逃亡者投奔了武则天，从此为大唐建功立业……这类故事来自史实，终成传奇。

　　正当如日中天，拐点就将出现，从尚武到崇佛，跨度极大的转型轨迹集于一个人生。

　　率领吐蕃步往巅峰的一代强雄赤松德赞（741—约799年），在位40多年，不仅以武功著称，文治方面的建树，以其对佛教的扶持弘扬，被后世尊为吐蕃三大“法王”之一。相传这位赞普亲自主持过两场大辩论：一为苯教与佛教之辩，实为新旧势力博弈较量，苯教败北，退出政坛之外，杀牲血祭习俗随之禁绝；桑耶寺于公元775年开建，成为西藏佛法从此倡兴的标志。二为佛教内部的顿、渐之辩，史称“吐蕃僧诤”，实为唐蕃关系折射，汉地和尚必然失利，怏怏离藏——拉萨小昭寺是百余年间汉僧常驻地，就此冷落。在后世被故事化了的记载中，和尚们留下一只鞋子，显见菩提达摩当年“只履西归”的翻版，未知是讲故事的人还是故事里的人所为。

▲在城南三怙主佛堂西殿帮忙的57岁的次丹卓嘎，正在帮临街的僧人为佛像装藏。佛像在供奉前，都要先进行“装藏”和“开光”加持仪式。 （摄影秋天）

　　近年有热心人从敦煌遗书中整理出一部《大乘二十二问》，系赤松德赞学佛过程若干年里，向远在敦煌的昙旷大师求教请益，高僧为之释疑解惑、一一作答之汇总。此际敦煌已为蕃占区，每每由信使数千里飞骑往返，足见学佛之用心。赤松德赞晚年，索性脱下战袍，让出王位，隐居在桑耶寺背后的山洞里潜修。影响到其后多位赞普，均为虔诚佛徒，息战言和方才真正有了可能。

　　史上第一个繁荣期结束前，拉萨见证了两起重大事件：公元823年唐蕃会盟；距此20多年后末代赞普达玛乌东赞在大昭寺前遇刺身亡。

　　继续见证着吐蕃的解体，分据格局的形成，同时开启的还有自身的落寞时期——文章写到这里，忽觉视角改变，不是我们在远观拉萨，而是前身后世的拉萨一直在目送过往的风景和人群：曲贡人，森波人，吐蕃人。然后是达玛身后，王妃各拥其子，于雅鲁藏布江南北对峙，统一局面不存；接下来的是公元869年平民起义爆发，终结了一个时代，权与利重新分配，各地豪强自立。

　　拉萨自此沉寂数百年，约从9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元代有萨迦政权在后藏地方，明代有帕竹政权在山南乃东，中心他移。

　　边缘化、地方性，以及虽沉寂而未荒废，是这一时期拉萨的主要特点。首先因了大、小昭寺的存在，当藏传佛教后弘期发端，香火渐炽；当仲敦巴从阿里迎请印度高僧阿底峡，在拉萨地区创建了噶当派，为后来居上的格鲁派深植了根基。守护拉萨的地方势力也是有的，元代被封为万户长的蔡巴家族，为后人所感念的首要功德，是关于拉萨河治理的：疏浚河道、加固河堤，这项工程自古城初建起，就一直列在市政建设日程之首。今人既未见洪泛也少有人提及，是因堤坝经由现代工程技术加固，已达洪水百年一遇标准。

▲藏式建筑结构图

　　蔡巴家族世居拉萨东郊蔡贡塘，后弘期建有贡塘寺等两座寺庙。拉萨重新振兴前后，出现了两位人物很著名，其事迹可佐证拉萨文化传统之深厚。一是蔡巴·贡噶多吉（1309—1364年），15岁接任万户长，但在从政方面并不成功：由于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跟错了人站错了队，与新兴的帕竹政权为敌，其结果是完败，以致丧失了属地。家族衰落后索性受戒出家，专研学问。史学专著除《花史》《红史》及续补《史册·贤者意乐》等等之外，还为《蔡巴甘珠尔》撰写了目录及释义的《白史》。《蔡巴甘珠尔》是贡噶多吉特邀布顿大师对勘审订的，布顿大师拥有极高佛学造诣，所以这部《大藏经》成为藏传佛教经典的标准范本。

　　另一位是大慈法王释迦也失（1354—1435年），从追随宗喀巴大师，代师两赴京城，先后从永乐帝和宣德帝那里，受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大慈法王”，到带回永乐朱砂版《大藏经》，兴建色拉寺，全都是因缘际会。他还是把新兴格鲁派教法传播到内地的第一人。

　　拉萨再度繁荣，多半凭依了一个人，宗喀巴（1357—1419年）。这位少小出家的青海人，先拜各教派高僧为师，游学西藏各地许多年后，以其学识和德行，尤以宗教改革家的身份声名远播，开宗立派为“格鲁”，意为“善规”。因为是在重学问的噶当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亦称“新噶当派”；又因僧众头戴黄帽而被俗称“黄教”。在帕竹政权和拉萨地方势力支持下，宗喀巴于1409年在拉萨首创了万人大法会，为其后一年一度正月祈愿法会之始。此后不用很久，该派相继兴建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派生出达赖和班禅两个转世活佛系统。

　　拉萨成为名副其实的藏传佛教圣地，作为宗教文化中心率先复兴；距离政教合一的权力中心，还有两三百年的路程要走。

　　03

▲达扎路恭纪功碑 （供图马丽华）

　　当大幕重新开启

　　老城区八廓街以大昭寺为中心，实为转经环行道走出的格局；大昭寺历来不属于哪一宗派，而是超然于各门庭之上——寺前广场每年例行传召法会，各派僧众云集，共襄盛举。

　　其时西藏地区以噶举派多支系实力雄厚，格鲁派坚定支持者帕竹政权虽领有噶举派一支主巴噶举，但主政者身为元明两朝万户长、大司徒，尤其位居明封藏地五王之首的“阐化王”，自有大气度在。问题在于，随着强势人物离世，情形逆转——帕竹政权名义上存在了几近300年，但中后期内乱，兄弟阋墙、父子争位、夫妻反目、家臣谋权，一应情节之曲折，堪比小说家言。所谓家臣，系指占有后藏日喀则大部地区的仁蚌巴家族，为时20年不准格鲁派参加法会，就发生在该家族实际掌控政权时段。然而吊诡的是，此一家族的家臣辛厦巴，于后藏地区日渐坐大，最终武力推翻了旧主，自立新政。两股后藏势力互为仇雠，却不乏共同点：均将问鼎拉萨作为战略目标；依止同一教派，与格鲁派为敌。欲使达赖系统中止转世，正是新王藏巴汗所为。

　　时值明末清初，中原内地江山易主，拉萨开启了西藏地区权力中心的历史命运。往后几百年里不时风起云涌，政治舞台上多种政权模式演替，各色人物登场谢幕，而每一推倒重来的节点过程，无不伴以刀光剑影。

　　1612年至1618年，藏史称“鼠牛年战乱”，发生在前后藏之间，“上部之王”藏巴汗夺取政权。20多年里，格鲁派借助外部势力反击，几经挫败，终以搬请来蒙古和硕特固始汗大军而获胜，藏蒙兼僧俗联合执政，由其军威，尤以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双双得到清廷顺治帝封授，从而具有了正统权威，政局稳定60余年；其后上层矛盾激化，固始汗曾孙拉藏汗铲除政敌桑结嘉措，独掌大权12年，其间穿插对六世达赖喇嘛的废立；准噶尔部乘机入侵，杀害拉藏汗，“乱藏”3年后，为朝廷大军驱逐。配合作战的功臣得以晋升，然而五位噶伦联合执政局面仅仅维持了6年即崩溃，表现形式居然仍为前后藏代表人物之间矛盾升级白热化。之后朝廷实行郡王制，郡王颇罗鼐在位20年，但世袭制弊端出现：其子不肖，天怒人怨，继任3年后被驻藏大臣诛杀……

　　多种政权模式均以乱局收场，乾隆帝为此忧思治藏方略，终于创设出政教合一、大权集于达赖喇嘛、下设僧俗噶伦、由驻藏大臣监督辅佐的格局。廓尔喀之战后，鉴于此前教训种种，再行调整：对驻藏大臣地位予以提升，对大活佛转世实施“金瓶掣签”定制，凡此等等，成效显见：从政坛到社会，相对稳定延至19世纪末叶。

　　有清以降几百年间，汉藏满蒙多文种史料汗牛充栋，口碑传扬的人物事件多不胜数，岂是当下篇幅所能略述一二的。总之历史是编剧，命运是导演，以拉萨为舞台，一幕幕活剧悲欣交集，令后人感慨万端；从中体现的命运感之强，犹胜小说家言。但以文人之心揣度，拉萨送往迎来的守望中，未必在意政坛上的风云变幻吧，好在正当康、雍、乾朝，维持太平盛世之久，远超战乱纷争，老城街景可作繁荣与否的晴雨表与风向标。

▲八廓街的核心建筑：夕阳照耀下大昭寺辉煌的金顶。摄影 秋天

　　八廓街房舍密集起来，无论前藏后藏，以及庄园寺院远在昌都和阿里的官员贵族、高僧活佛，与身份地位相匹配，差不多全都于此建起府邸。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密集起来，催生了与之相应的服务业；作为商贸中心，是来自川、滇茶马古道或称（打箭）炉—藏官道的商旅终点，又是辐射全藏的商品集散地。就社会团体而言，形形色色包括各种技术和艺术从业者的行会十分活跃，就连行乞者也有丐帮组织，作为准予乞讨的条件之一，集体承担了一项特别任务：维护拉萨河堤坝。歌舞艺人的组织名叫“囊玛吉度”，本意为“内部人甘苦与共”，不意间成为一种新兴歌舞品种的名称：“囊玛”歌舞系由“堆谐”——流行于后藏拉孜一带的“上部歌舞”踢踏舞移植而来，经再创作，遂成拉萨专属的歌舞，时在乾隆末年。舒展的舞姿昭示着属于城市的雍容和高雅，迄今仍是拉萨旅游名片之一。“囊玛”歌舞创始人正是世家子弟多仁·丹增班觉，他如何从高官回归市井，其沉浮经历一方面折射出18世纪末叶廓尔喀之战的前因后果，另一方面，其命运遭际也成就了一生传奇。

　　盛世宜兴土木，布达拉宫扩建工程开建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先白宫后红宫，终成今日所见规模的巍峨壮丽。在此尚有一个桥段值得一表：20多年前笔者采访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亲见一批尚未公布的史料，其中就有当年绘制于白棉布上的建筑结构彩图，遂写进文章发表了。那时布达拉宫维修工作进行中，正苦于无资料可凭呢，有心人从中找到了线索——好一个皆大欢喜。

　　迨至晚清，盛景不再。与内地共同了命运，乱世再现。最不堪的一幕出现在1904年，全副武装的英印军队挺进圣地拉萨……

　　古城拉萨是一巨大载体，容纳着古今多少故事；又是忠实的守望者，目送过数千年沧桑岁月。正像时空交错穿越剧的结尾那样，蓦然回首时，已是今天，但见兴冲冲八方来客。对于旅游者，我会说，只要用心，你将与过往历史不时相遇；对于朝圣者，当地人会说，只要第一眼望见布达拉宫金顶有光芒闪耀，外来人，你便今生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