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特报特约记者/慕帅
根据早前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德国16个联邦州州长进行视频会议达成的共识,德国将分阶段放开限制,有序恢复经济活动。并且明确了从下周一开始部分商店恢复营业。尽管社交限制令仍延长到5月3日、学校开学推迟到5月3日后,但是德国无疑会是全球新冠疫情下第一个“挺过来”的欧洲国家。

(部分商店可以从星期一重新营业 图片:Christoph Soeder / DPA)
截止4月17日,德国确诊人数为全球第五,近14万人。但比起死亡率多日持续在10%以上的邻国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德国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却只有3%。“为什么德国死亡率保持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纽约时报,金融时报,英国卫报等等各大主流媒体都纷纷发文,从自己国家疫情现状出发,分析比较德国究竟是在哪些地方做到成功地控制死亡人数。诸多报道众说纷纭,总结来看也许中国人常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更容易解释“德国经验”。

(学校仍继续推迟开学至5月3号)
提前布局,一月就启动抗疫准备
一月份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这不仅是在现实意义上对全世界的警醒,同时也为世界各国开展抗疫“争取”了足够的准备时间。然而刚刚放完假的欧洲各国对当时发生在中国的疫情却多数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而德国政府却是“黑马”一枚。疫情在中国爆发的一月内,当局已经开始和病毒专家以及卫生部紧密合作,全力以赴地为即将来到的疫情做了很多的准备。三月初,新冠病毒开始悄无声息地在欧洲城市间迅猛蔓延,人们在德国看到的是一个快速严谨,信心十足的抗疫团队。一月中旬,柏林的夏利特Charité医院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测试Covid-19的方法,并在网上公布;

(德国启动ICU飞机,将Covid-19患者从意大利带到德国的医院)
二月,德国出现第一个Covid-19病例。当时的德国各地的实验室已经完成了充足的测试套件储备。同时政府与财政大臣、卫生部专家联合部署一切相关资源(包括:病床、医疗人员、呼吸机等)。动员医学院学生和退休医生支援现有的医疗队伍;
三月,德国政府在原有2000套呼吸机的基础上加购了1000台呼吸机,达到3000套。在欧洲各政府“佛系”应对病毒传播时,德国总理默克尔率先发言,将Covid-19病毒的严重性公开透明地告知民众,她的发言有效地警醒了欧洲人。
四月初,德国医院的ICU病床由原来的28000增至40000。并开始展开国际援助,接受来自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各国的重症病患。同时,卫生部计划在四月底进行大规模的抗体研究,每周在德国各地随机抽取10万人样本进行测试,用以评估免疫力可能在什么地方出现。这里加上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插曲:其实多年来德国的政治家和卫生经济学家针对医疗系统拥有过多数量的ICU病床不断提出批评。贝塔斯曼基金会曾提交一套研究方案建议卫生部削减一半的ICU病床,用以“改善患者护理并减轻医生和护理人员的短缺”。本次疫情的到来将ICU病床从“诟病”变为“美谈”,羡煞邻国。
说德国有“天时”之利的另一个原因是最近几年,德国的经济发展成绩很不错,去年也颇有130亿欧元的盈余。因此除了抗疫物资的拨款,财政部部长能拿出10亿欧元发放财政补贴。四月初各项补贴已经真金白银地陆续发放到受疫情影响的从业者手中。

(德国财政部长奥拉夫·舒尔茨和经济与能源部长彼得·奥特迈尔(右) 照片:EFE)
反观荷兰和美国:
荷兰在2014年出台一套描述并分析如何预防与应对危机和灾难的系统协议《荷兰的危机与灾难管理条例2014》,其中包含了针对大型传染疾病爆发时相对应的措施。但出于各种原因,当局并没有按照条例中的标准去部署实现应准备的资源和设施。也就是说,荷兰原本有在这场疫情暴发时有理论储备,却没有物质上的配套。
同样是2014年,在西非埃博拉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一个专门的流行病专家组,同时成立了一个由专家领导的全球健康安全和生物防御理事会,然而该单位于2018年被特朗普政府解散。这被认为是美国现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反应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也在这场爆发中成为西方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全国统一协调分布测试网络
在此“地利”不是说德国的地理位置;而是指德国一贯持有的固定资源与医疗体系特点。
大多数媒体报道在分析归因德国低死亡率时都高度强调了德国强大的测试能力。对比欧洲各邻国尤其是英国与意大利的数据,德国的测试从数量上无疑是“一览众山小”,每周完成35万测试。强大的测试能力背后必然有一套完整的测试体系。
比利时肯特大学病毒学专家杰里米·罗斯曼(Jeremy Rossman)指出:德国强大快速的测试得益于其全国范围内统一协调分布式的测试网络。德国测试网络分布在各个医院,诊所和实验室(德国各大学医院都自带实验室),而美、英等国,大部分患者不得不依赖单一的由政府资源直接提供的测试。而德国联邦制允许本地医疗系统协调不同实验室的工作。

(海德堡大学医院透析科为前线抗疫的同事们云打气 图片:海德堡大学医院脸书账号)
德国海德堡有个著名的“新冠的士(Corona Taxis)”案例,医护人员身穿防护装备,驱车至病患家中检查在家中观察已经感染新冠病毒五至六天的患者,通过血液检验判断病情是否恶化,进而决定是否需要住院进行治疗。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利于精准判断病情,大大减少了医院的负担。

(海德堡大学医院的学生正在准备“新冠出租车” 探访隔离区的covid19患者 图片:海德堡大学医院脸书账号)
美国的金融时报将观察重点放在德国相对美国来说独特的三层医疗体系的特点:大型特护医院、普通护理医院以及较小的初级护理机构。即使较小的机构也都设有重症监护室(ICU),使得当下的非常时期,三个层级的医院可以同时治疗Covid-19患者。虽然三层医疗机构体系并非德国独有,但初级护理机构也设有ICU床位这个亮点在同样采用医疗分层制度的荷兰就亮不起来了。
政府人员各司其职,高度合作
德国是一个高度合作的治理体系,需要多重政府与民间、民间与民间之间的合作与对接。按计划2021年默克尔总理会退休,因此在二月,德国的媒体关注点主要集中探讨联邦政府的未来。可当北威州Heinsberg县首次确诊德国本土感染病例后,关于疫情的报道迅速取代了所有与大选相关的媒体头条。科学家出身的默克尔因为处理过金融危机和难民危机,被公认(包括她的批评者)为理性、有经验,是具备极高国际声誉的领导人。危机之下,众人一心。默克尔、财政部部长朔尔茨、卫生部部长斯潘恩、病毒专家Christian Drosten高度合作,带领各自的手下各司其职。抗疫期间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或听到他们的具体工作,几乎听不到政府内部有相互指责的声音。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德国财政部长奥拉夫·舒尔茨( 右)图片:BelrinSpectator)
在民众层面上看,由于《德国基本法》强调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因此在德国,“封城”、“戴口罩”等防范措施只能通过呼吁和强烈建议的方式提出。为了说服民众自愿遵守,政府在公众引导上下了不少功夫。从民众的反应看来,自从三月中旬经历了短暂的恐慌后,大多数人能做到理性面对疫情:保持1.5米的安全社交距离,人们开始佩戴口罩,或按照政府的建议在超市等人多的地方用围巾捂住口鼻。

(柏林街头涂鸦“与Covid-19共存” 图片:AP)
面对表扬不骄傲
在面对诸多来自国际上的积极评价后,德国政府和卫生部官员以及医疗体系专家们并没有太过乐观,体现了德国人一贯的一丝不苟的严肃作风:
汉堡大学医学中心感染学系主任玛丽琳·阿多说:“现在说德国是否比其他国家更能为Covid-19大流行做好医学准备还为时过早。”

(柏林慈善基金会病毒学总监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 照片:路透社)
Christian Drosten教授在每日30分钟的访谈中则说道:“没有国家可以笼统的说准备好了,在德国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备好了。德国有28000个特护病床,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说准备好了。”
下周一德国部分商店将有序开业,相信在形势逐步转好的情况下,德国政府和民众仍然会以小心谨慎的姿态面对接下来的生活。毕竟中国经验也会给德国人更多的启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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