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彬

　　（作者沈彬，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资深评论人；本文系荔枝新闻客户端、荔枝网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那些企图把魔掌伸向未成年人的“怪叔叔”，不要以为死不承认就可脱罪，现在“零口供”一样可以定罪。

　　日前，有关部门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2017年6月，湖南岳阳的小英（当年不满14周岁），遭到邻居李某两次性侵。但是，她的母亲精神失常，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她一直不敢将被侵害的事情告诉家人。直到有一次李某到小英家中时，家人发现小英神情不对，经询问，小英才将被侵犯的事说出，之后司法机关介入立案调查。

　　李某面对指控拒不认罪，全程“零口供”。在提交法庭的客观证据和直接证据较少的情况之下，法官发现小英的陈述符合被害人的心理认知和记忆规律，反映的情况能够与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证明小英被侵害的事实。最终，李某因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八年。

　　未成年人被性侵案，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其中很多是熟人作案。特别是教师、教练、监护人、亲属等，他们利用自身的权威地位，威逼利诱受害者。而未成年人（特别是幼女）性保护意识不强，很多时候被性侵了还是以为是和大人“玩游戏”，可能在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被性侵，或者是由家长发现被性侵。这就带来了证据困局：一方面，作为定罪最重要的客观证据、直接证据已经灭失了——性侵时的伤痕已经痊愈，精斑、口水等DNA物质已经湮灭；另一方面，遭到性侵的未成年人因为年龄较小，表达能力差，再加上案发时间久远等原因，具体的案发时间和地点可能无法还原。

　　这恰恰是很多未成年人遭性侵案的尴尬现实。法律应该给被性侵未成年人撑腰，不能让“怪叔叔”逍遥法外。但是司法是讲证据的，哪怕对于“怪叔叔”也必须适用无罪推定的原则。一边是被伤害的未成年人，一边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那么证据该怎么认定？如何做到杜绝《素媛》的罪行，也要避免《狩猎》式的冤案？

　　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 其中的“齐某猥亵、强奸案” 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证据审查提供了新标准。齐某是小学的班主任，对班里多名不满12岁的女生实施猥亵强奸，但是，齐某一直拒不认罪，而直接证据只有被害学生的陈述。

　　此案最终由最高检抗诉到最高法，堪称“殿堂级别审判”，也确定了未成年人性侵案证据新标准：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人的标准予以判断，审查言词证据，要结合全案情况予以分析。根据经验和常识，未成年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对细节的描述符合其认知和表达能力，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被告人的辩解没有证据支持，结合双方关系不存在诬告可能的，就应当采纳未成年人的陈述。

　　在齐某案中，多名被害人对于细节的描述符合正常记忆认知、表达能力，如齐某实施性侵害的大致时间、地点、方式、次数等内容基本一致，“具体表达存在不尽一致之处，完全正常”，此时就可以定罪了。

　　同理，在审理岳阳“小英案”时也要适用从宽的证据规则，哪怕没有直接的DNA鉴定证据，但审视被害人陈述，注意陈述的前后一致情况，研判其陈述受到非法侵害的各种细节（性侵的具体细节，一般儿童是难以编造的，特别是第一次给警方做笔录时），进而排除掉诬陷的可能性（比如两家之前有没有矛盾），再加上加害人可能有浏览未成年人色情网页、检索“强奸幼女会判几年”之类补强证据，就足以形成证据链，将性侵者钉在法律的耻辱柱上。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根据性侵未成年人案的特殊性，适用从宽的证据标准，哪怕“零口供”也可以定罪，法律就要这么为被侵害的未成年人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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