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干面、三鲜豆皮、鱼糊粉、烧麦、鸭脖、生烫、牛杂……

　　“从没有见过哪座城市有一整栋商场都是做小吃的。”一位在武汉读书的大学生说。武汉的小吃店大多没有坐着的地方，大家都习惯了打包带走。走在路上吃，蹲在街边吃，公交车上的上班族总有“刹车不洒汤”的技能，因此，“纸碗”在武汉这座城市里随处可见。

　　4月8日，武汉正式解封第一天，刘黎坐在他的鸭脖店里，处理着外卖订单；黄韬的父亲站在小龙虾店的炉灶旁，重复翻转着面前的龙虾豆皮；曾连容透过热干面柜台看着眼前穿全套防护服的护士，琢磨着女娃来自哪个科室……

　　重新开张的小吃店唤起了武汉人的味蕾记忆，虽然目前的营业水平尚未恢复到疫情前，但店老板们正以一个坚韧的姿态，撑起武汉的老味道，也撑起自己的家。

▲一名男士一次买了6份热干面。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重新有了一家人创业的感觉

　　黄韬店里的特色菜是龙虾豆皮，外壳是焦黄色的武汉小吃煎豆皮，内馅是小龙虾，本来每天只做20份，但武汉解封的第一天，黄韬卖了40份。

▲一位上班族在早餐店前扫码支付。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黄韬在汉口江滩附近经营着一家小龙虾餐厅，封城以来，餐厅关门了两个多月。三月底，武汉对外物流通道打通，潜江的小龙虾也进入武汉市区。主厨仍然滞留在外地，黄韬顾不了那么多，请64岁的父亲担起了临时主厨。

　　这家店是三年前开的。已在周边积累起了口碑，在美食点评网站上排进了前十名，还引来了其他商家效仿。

　　但火爆的场面在春节前戛然而止。黄韬说，刚开始，他没有想到疫情会如此严重，他的心情也随着疫情的发展起起落落。

　　因为没有收入，黄韬开始担心交不上房租，他甚至想过最坏的结果，餐厅倒闭，积累三年的口碑付之一炬。黄韬的父亲也跟着着急，每天在家里唉声叹气。

　　直到三月底，黄韬接到了供应商的电话，小龙虾到货了。没有店员，也没有厨师，但黄韬还是把店重新营业起来。父亲作为主厨负责制作龙虾豆皮、蒜蓉虾球等菜品，母亲负责店面的消毒和清洁，弟弟则担任起了店长，负责顾客的对接。

　　龙虾豆皮每锅只能做两份，为了不让父亲太累，黄韬定下了每天限量20份的规矩，但这些天却一天比一天卖得好，总是超出限量。黄韬母亲的膝盖不好，有风湿的毛病，但还是一直待在店里帮忙。黄韬说，母亲好像是越忙精神越好，营业之前，因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母亲显得非常郁闷；现在成了“卫生专员”，反而精神头十足了。

▲一家早餐店正在制作生煎包。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疫情早期，黄韬利用餐厅的供应链，义务帮助周边居民购买食材。现在，他们也成了黄韬的主要顾客。

　　也有开车跨长江来买小龙虾的。一位顾客从微信朋友圈得知黄韬店铺开门营业的消息，借用每周一次的出门机会，从武昌区跨江赶来店里打包小龙虾。

　　随着进出武汉的通道解封，一些原本在武汉上班的员工开始返回武汉，这其间也有黄韬的老顾客。疫情前，几位科技公司的员工总是很晚收工，下班后总喜欢往黄韬店里跑。

　　他们回武汉的第一天，就打包了六份小龙虾，那是黄韬当天接到最大的订单。

　　黄韬说，这些老顾客给了他很多鼓励，虽然目前的经营还谈不上盈利，但他会坚持做下去；而一家人创业的那种感觉，也让他有了动力。

　　看到顾客吃上一口面，总归是开心的

　　从黄鹤楼步行十分钟，就可以看到一家老字号热干面的招牌。这两天店里重新有了生气。

　　重新营业是上周的事。早上五点半，店长曾连容拉开关了两个月的店门，开始做营业前的准备。“有顾客看到我们在做准备，就问我们有没有开始卖，什么时候开始卖。”曾连容说。开业后的这几天，每天六点多的时候店门口就陆陆续续有人来，开始扫码点单排队了。

▲打包好的早餐，只需扫码即可取走。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上午的客流量是最大的，不少顾客都来店里买早饭，要不就是手机下单，远程点好午饭。“到上午10点能卖出去两百多碗，之后陆陆续续，一天门店里能卖出三四百碗吧。” 曾连容说。

　　食客以年轻人居多，为避免可能的接触传染，门店改成了手机扫码点单、付款，不收现金。曾连容说，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顾客以前都是用现金，来了店里才知道要用手机买，不会操作的他们常常找年轻人帮忙代买一碗，再给年轻人现金，“大家都很愿意的，想让来的人都能吃上一碗面。”

　　上门的顾客，买两份、三份、五份的都有，最多的一买就是十份，说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还有就是一个办公室里凑在一起买的。店铺对门是武汉市第三医院，很多医生护士也出来买一碗热干面。

　　曾连容说，医护人员大多都穿着防护服，帽子拉到头顶，又盖过脑门，还戴着口罩和护目镜， “我以前有熟悉的护士，但现在都认不出来谁是谁了，穿成这样还买上个10几碗的，准是一个科室都想念这味道了。”

▲一位市民自带饭盒买早餐。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几个月都没吃到啊”、“终于吃到一口面了”、“你不知道我都好想吃的”，这样的话曾连容这几天常常听到。

　　门店还不能堂食，只能打包好递给顾客。好多顾客一接到面就把袋子扯开来吃，有的顾客干脆说：“不要打包了，直接连碗端给我。”

　　上午高峰时段，店门口的台阶上、马路旁，蹲的都是吃面的人。“门口到处都是人在吃面哦，我们过一会儿就出去收台阶上的纸碗，一收就是七八个。”曾连容忍不住笑。

　　往常，店里一天能卖上千份，但现在最多的时候只有三四百份；外卖平台上的销售量，也从一百多份滑到了四十多份。曾连容说，以前有几个老顾客，会从汉口、汉阳坐几个小时车来这里，然后带一碗面回家，但因为城市交通没有完全恢复，也不怎么能见到了。

　　曾连容说，真正要恢复武汉以往的客流量，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但只要开始了，有事做了，她焦虑的心就踏实下来了；因为店长的工作，她认识了这个片区的很多街坊，跟老顾客有了感情，“能天天见到顾客，看到他们吃上了面，我总归是开心的。”

　　把东西做得好吃一点，再好吃一点

　　武汉解封前后，刘黎感到最明显的变化是路人的穿着。前两个月，街上的人都穿着睡衣，头发松松垮垮，手上最多拿个快递。而这两天，经过他鸭脖店的女生都打扮了起来，穿得很洋气，化起了妆。

　　一年前，刘黎和朋友合伙在江汉路开了一家鸭脖店，开店以来，这是关门歇业最久的一次。

　　疫情开始后的两个月里，刘黎一次也没出过门。“最难熬的时候就是电视剧追完了，然后游戏也没什么玩的了，然后我们家猫没有猫砂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

　　不能开业，就意味着没有生活来源，单身的刘黎是个月光族，每个月有房贷、车贷要还，三月份刚开始，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他开口找了父母。

　　他说，开店变成了他每天都想念的事情，而真正收到消息的那一刻，却没有预想的兴奋，只觉得松了一口气，“终于快要熬出头了”。

　　两天前，他第一次跨出家门。扫码、登记、测体温，然后径直骑电动车去了店里，一口气把里里外外收拾了个遍。

　　刘黎说，以前开店时，他两天都不愿意扫一次地，现在他一天扫两次，“我第一次那么渴望上班，在家里都憋坏了。”

　　开业后的第一位顾客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把车停在店门口，摇下车窗玻璃，问店里的卤菜新不新鲜，刘黎站起身来点头。随后又给他准备好菜品，送到了车上。

　　居家隔离时，大家买菜都要通过社区一起买，但肉不方便团购。刘黎说，这两天大家对肉类的渴望一下子释放了，店里的荤菜比以往卖得更好。

　　开业的两天里，上门购买和外卖订单的客户各占一半。刘黎说，已经接连有几位顾客要求店里的东西一样来一份。

　　刘黎说，刚解封的武汉还处在复苏期，虽然这两天的营业额没有从前高，但他觉得只要还在开店，过一天就算一天。“生意上的事，慢慢来吧。经历了那么大的事，有什么想不开的也都想开了，”他说。

　　刘黎手机里，“您有新的外卖订单”的声音不断传来。他想把店里的东西做得好吃一点，再好吃一点，多一点回头客就是他最大的希望。

　　（应受访者要求，黄韬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