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665年，伦敦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传染性鼠疫，死亡人数超过8万人，是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该次鼠疫由荷兰经货船带入伦敦。由于当时城市卫生条件极差，加剧了瘟疫的蔓延。疫后，随着英国政府着手改善地区卫生条件，鼠疫对英国民众的威胁也逐渐消失。

　　到了1818年，源于印度的霍乱，感染了第一任印度总督黑斯廷斯男爵的军队，并迅速沿军用铁路线和商贸路线传播到周边国家，致死伤无数。1831年，它越过英吉利海峡传到英国。1834年登陆伦敦，致6千多人丧生，整个英国死亡人数更高达5.5万多人。霍乱迅速流行而事先没有预兆，加上死亡数字之高，使人们恐惧之极。这种流行病在初发之时，被视作帝国贪婪的象征，但很快便转变为对现代城市恶劣的居住环境和公共卫生状况的审判。

霍乱患者的惨状

　　1849年，伦敦的第二次霍乱有超过1.4万人丧生。然而，对于这两次霍乱，当局和专家们都未找到疾病传播的方式，没有采取正确的对策和措施。

　　因此，1854年的第三次霍乱不可避免地又爆发了。正当伦敦忍受着煎熬时，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医生出现了。他的名字叫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1858），正是他， 凭着正义感、敬业和执着，拯救了众多英国人的生命。

约翰·斯诺医生

　　其实，早在1849年流行伦敦的第二次霍乱中，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对霍乱的起因、来源和传播途径进行了跟踪式调查和研究，证明霍乱不是通过空气、而是带病毒患者的排泄物和粪便，经下水道溢出污染了饮用水传播的。这个观点与当时的传统观念完全不同。

　　斯诺将自己有关霍乱的新理论写了报告，提交给市政当局的官员和专家们。但那些人坚信瘴气传播理论，即疾病是通过垃圾和粪便的污秽恶臭的瘴气传播的。当时的所有报纸也统一口径如是报道，完全不屑于听取斯诺的意见。又过了5年，当1854年致命的霍乱死灰复燃又汹涌而至时，斯诺关于疾病蔓延的判断才得到核实。他告诉当地教区理事会的委员们，流行病的泛滥是由于大都会的供水系统，强烈要求他们与他一道，去拆掉位于疫情起源地宽街的一台被脏水污染的公用水泵的手柄，以确保再无人能从那个受到感染的水井里取水。

约翰·斯诺制作的霍乱传染地图（Snow， 1855）

　　然而，事情又起了反复。据查证，这座水泵的手柄在拆除后，因为人们不相信斯诺的推断，又将水泵安了回去。导致原本控制的疫情又蔓延开了。这次霍乱流行病造成整座伦敦死亡人数高达约1万1千人。

　　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其主战场在医院，而创造一个城市健康卫生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则是建筑师、规划师和工程师们的使命了。接下来，两位伟人—社会改革家爱得文·查德维克（EdwinChadwick，1800-1890）和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1819-1891）登场了。

　　构建下水道系统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伦敦，在超级繁华的表皮之下，却是一座脆弱和藏匿安全隐患的城市。自19世纪初以来，工业革命带来的城镇化使伦敦面积急剧膨胀，人口呈螺旋式上升，从世纪之初的100万，到1854年时已达250万左右。城市交通拥堵，罪犯率上升，居住环境和卫生状况的恶劣导致疾病经常滋生，城市在超级饱和中挣扎。

　　特别是，大都市的排水管网零碎分散，不成系统，所有雨水污水都直接排放到泰晤士河中，造成严重污染，几乎让整条河流僵化滞塞，正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图米·佩恩所言，泰晤士河已变成了“一条死亡之溪，再也不是生命和美丽之河”。伦敦城几乎所有的饮用水都取自这条已经污染严重的河流，不洁的饮用水是19世纪初的几十年间流行病爆发的主要原因。因此，这座城市急需重建和改善其公共市政给排水管道系统。

19世纪的伦敦

　　为了改善城市公共卫生系统，查德维克力排众议，推动成立了大都会工程局。这一机构也是伦敦历史上最早的中央政府，它第一次将城市内无数的教区、地方利益集团、坊里、地方管辖区、伦敦法团和区镇机构，纳入一个综合性的政府机构统筹管理，以便实施该项目计划。

　　不过，传统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不仅在上层，也渗透到民间。查德维克在强调对伦敦整座城市卫生状况的改造时，《泰晤士报》刊登了来自普罗大众的傲慢回应：“我们宁愿在霍乱大流行中碰碰运气，也不愿被强制着拖入健康的环境”。

　　尽管阻力重重，但趁着1854年伦敦大霍乱的契机，一项伟大的地下工程依然诞生了。

　　约瑟夫·巴泽尔杰特时任大都会工程局总工程师，他并没有建造恢弘的纪念性建筑物，其贡献几乎是看不见的：那就是打造疏导泰晤士河的堤道，以及为伦敦建造一整套新型的基础设施系统，包括下水道、道路、铁路等。巴泽尔杰特设计的堤道和下水道系统是伦敦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共工程之一，也是在大英帝国最巅峰时刻对其首都恰到好处的改良。

　　面向现代城市的激进方案

　　巴泽尔杰特的设计方案是激进、庞大和前瞻性的。他计划在伦敦中心区建造一个完整的拦截污水的地下管道系统，将城市污水排送到大都会之外，并在泰晤士河两岸建造堤道系统，以确保污水与供水的分离。具体做法，就是沿泰晤士河两岸由西向东各建造三条下水道，挖掘一系列排水渠，以拦截携带大部分城市污水和雨水的小河小溪，不再让污染流入泰晤士河。

　　下水道系统分高、中和低三层。高层和中层下水道依靠地心引力排放，低层下水道则借助抽水泵排放。汇集后的污水，将流经排污口下水道，并沿着建于沼泽地带的混凝土堤道，利用地心引力将污水冲入溪流。在海水低潮汐时，流入泰晤士河的出海口。其它时段，会使用水泵将污水排送到位于高处的蓄水库。

　　进一步地，工程计划沿泰晤士河的河岸修建三条堤道，即维多利亚堤道、切尔西堤道和阿尔伯特堤道。三条堤道一起，可以将泰晤士河回填出大约52英亩面积的土地，结合对泰晤士河的疏导以及淤泥河床的清除，既可改善河道的航行，还可开辟出一系列新的城市道路，以缓解城市中心长久以来的交通挤塞状况。巴泽尔杰特还结合当时的地铁新技术，沿着堤道的路线，规划建造了一条地铁隧道和4座地铁站。

　　这项工程的大部分区段处于地下。如此庞大的工程，通过精心规划和设计，解决了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特别是与地铁线路的综合协调，并通过层层审批，直至国会的批准，于1859年1月正式开工。整个工程历时约15年完成。巴泽尔杰特并未使用什么尖端技术，但在工程的组织和规划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仅维多利亚堤道的建造，就动用了65万立方英尺的花岗岩、8万立方英尺的砖、14万立方码的混凝土、50万立方英尺的木材、2500吨沉箱、以及100万立方英尺的填充物和砾石。

　　巴泽尔杰特负责设计和建造的下水道工程无疑改善了伦敦人的健康，缓解了城市交通，让城市走向了现代。按历史学家约翰·多沙特（John Doxat，1914-）的观点，与其他任何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务员相比，巴泽尔杰特拯救了更多的生命。

　　伦敦下水道建设

　　伦敦下水道隧道总长1800英里。至今已流淌了140多年。尽管巴泽尔杰特的设计具有足够的前瞻性，也难以应对人口已超过2100万的伦敦大都市排放的污水量。因此，2007年，专门负责首都饮用水管理和污水处理的泰晤士水公司宣布，计划在泰晤士河床下，修建一条总长约20英里、贯穿伦敦东西的超级下水道，将已严重污染的34条溢流管道串在一起，引排到泰晤士河之外的其它地段。工程已于2016年动工，预计7年后建成。

　　这也引发我们对超大城市规模控制，和人类无限贪婪导致的水资源浪费的反思。即使象巴泽尔杰特这样的伟人，也无法预见当代人类制造的巨大污水量，如各种洗衣机、洗碗机、洗车、洗宠物等等制造的污水量。宝贵的淡水资源越来越少，人类的未来将如何？

　　伦敦的启示

　　伦敦大霍乱后，在公共市政设施方面的建设给我国诸多启示。

　　病毒通过空气、食物污染和水体污染等方式传播。2003年的SARS疫情时，下水管道的设计不当是造成传染的途径之一，如“非典”时期香港九龙湾“淘大花园”爆发的300多人集体感染事件。2020年的新冠病毒也能通过患者的粪便传播。如果城市饮用水遭到污染，将造成大面积的公共卫生灾害。而城市雨水排放不畅、洪涝、粪便溢出和污水排放都是污染城市供水管网的最大威胁。像武汉这样的城市，几乎每年都要防洪和防涝。北京2012年夏天，也发生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和积水排泄不畅，导致79死亡，房屋倒塌1万多间，160多万人受灾的事件。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必须意识到城市地下工程的安全意义，不要只专注于地上的面子工程。

　　笔者建议，为防患于未然，全国各地所有的大、中、小城市，都要大力推进前几年已经开始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在一段时间内建设相对完善的地下综合管廊系统，保障城市的供水和污水排放安全，从这方面杜绝流行病传染的途径。

　　第一，与国际接轨，推行总建筑师负责制。任命具有多学科专业知识背景和丰富职业经验的优秀建筑师为总建筑师，只有这样的总建筑师，才具有战略视野和头脑、综合的规划和设计能力，以及协调城市地上和地下空间设施建设、协调其他各专业工种的能力。

　　第二，地下综合管廊的规划和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城市整体出发，形成主干和支干结合的网络系统，结合给排水、岩土、基础、结构、土木、消防、机电、防灾安全、文物考古和建筑等专业，精心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分期实施。避免零碎化、片断化的设计和施工。

　　第三，地下综合管廊的规划和设计要结合城市地上设施、地铁网、地下空间和人防利用，综合考虑最优方案，避免各种交叉矛盾。不可否认，我国很多大城市的主要交通问题之一，就是地上公共交通线路站点和地铁网站建设互相各自为政、利益分割、协调不畅造成的，实现不了零距离换乘的理念，给人民的出行和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

　　第四，最终的设施方案要通过各地形成立法文件，在总建筑师领导的团队之下，严格按文件实施建设，杜绝城市一任领导一任方案的做法，形成依法管理、依法建设的现代制度。

　　当然，城市的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根据城市的发展和更新不断完善这一网络，以保障持久公共卫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