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制服，一双布鞋，一个简单的布包，65岁的王炳全虽然已退休5年，但他仍和同事们一起，奔走于东台各乡镇，甚至村居，为基层群众调解一桩桩矛盾。

　　王炳全是一名退伍军人，1994年从部队转业后被分配到东台市司法局基层科，指导人民调解工作。2014年9月退休后，他又被返聘为东台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如今，有扎实法律基础，又愿意到基层做人民调解工作的年轻人太少了，这一项工作，太需要有人去做了！”考虑到单位的实际需要，本已退休到南京带外孙的他，又被召唤回来。

　　“每一桩调解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回忆这些年解决过的矛盾，许多都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东台某乡镇一位75岁的农民，20年前因食道癌在当地一家医院做了手术，术后总发觉身体不太舒服，此后多年，跑了多家医院就是无法查出病因。最终，他在海安一家医院拍片子时发现，腹中疑似有一根手术针！经过再次复查，确认手术针无疑。

　　“为这事，老农打了整整6年官司，当时做手术的医生已去世，医院原始档案也找不到了，因为无法取证，这事一直没有说法。盐城医学会也认为距手术时间太长，资料不全，不好受理。”通过信访渠道，这件事最终转到人民调解环节。王炳全请来法官、医院院长、卫生部门相关负责人，与当事人一道，进行耐心调解。“虽然档案找不到了，但针遗落腹中是事实，这些年患者四处求医也是事实，酌情补偿是应该的。”他一番推心置腹的调解，打动了在场的人。最终，院方答应给予最大程度的赔偿，当事人也愿意降低诉求，接受赔偿。

　　“人不伤心不落泪、人没怨屈不诉求”。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而能否在各方诉求中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是调解的关键。一次春节后，他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等了好久才传来一个迟疑的声音，问：“这事儿，估计能不能调解成？”从对方吞吞吐吐的话语中，王炳全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方在家排行老三，父母在世时，老大为老人修建了两间房，不过建房用的地皮却是老三的宅基地。父母去世后，这两间房的归属问题成为家庭矛盾的焦点，兄弟二人因此反目，并引发激烈冲突。

　　在王炳全的耐心劝导下，双方决定到大调解中心接受调解。“调解工作，最重要的是找到解决矛盾的突破口，我发现，虽然他们兄弟之间各执己见，积怨很深，但他们的子女却相处得非常融洽，于是我让双方子女去做父辈思想工作，这一方法特别奏效，双方都很听子女的劝解。”经过沟通，老三的儿子给出解决纠纷的方案：将房子拆除，拆除下来的砖瓦送给村部建房用，土地依法处理。最终，兄弟之间达成调解协议，一场剑拔弩张的家庭纠纷宣告终结。

　　做调解工作，常不分节假日，一个电话来，说走就要走。一年农历腊月二十九，他在家中打扫卫生，突然接到大调解中心的电话，说有一起紧急医患纠纷需要调解。原来，某村村民严某当晚在家洗澡滑倒，手臂砸在浴室玻璃门上，锋利的玻璃将他左上臂动脉血管割断。救护车到达后，紧急将伤者送至甲医院骨科，后因该医院无血管专科而将伤者转至乙医院。虽经乙医院医护人员一个多小时的全力抢救，但严某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王炳全立即赶到现场调解，与公安、卫生等部门相关人员一起，耐心细致地安抚死者家属，同时解释相关法律法规和补偿的相关标准规定。经过长达12小时的反复沟通协调，双方终于达成补偿协议。签完协议已是大年初一凌晨2点多钟，家人三番五次打电话催他回家吃团圆饭，但他没有回去，只是匆忙地在医院吃了一桶方便面。有三个除夕夜，他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吃方便面。“有一年除夕，店都关门了，大街上还买不到方便面，后来我特地在办公室囤了点。”

　　去年，他成立“王炳全老兵调解室”，前来咨询和要求调解的人更多了。老伴在南京给女儿带孩子，多次喊他去南京帮忙，他都没法过去。“有时听着外孙电话里喊外公，我心里特别想见他，但真的走不开。几天几夜连着调解，也是常事。”王炳全说，虽然眼睛老花了，但他还常翻看各类法律书籍，因为法律法规是在不断修订完善的，不学习就不懂法，不懂法就没法进行有效的调解。

　　“他身上有一种为民情怀。其实调解工作非常枯燥和磨人，还容易得罪人，但这些，他都克服了。”东台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科长杨广茂说，“如果基层多一些老王这样的调解员，社会将更加和谐，法治精神将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