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是穿城而过的古运河；另一段为苏南运河。古运河是历史上京杭运河（江南运河）的一部分，西起主城区入江口的京口闸，东抵谏壁三汊河口，全长16.92公里，至今仍在担负着城市防洪排涝、调节水位、传承文脉和游览观光等多种功能。苏南运河镇江段，以谏壁入江口为起点，全长42.6公里。这段运河古称“丹徒水道”，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运河历史上最早开凿的河段之一。

　　其中包括江河交汇处、宋元粮仓遗址、昭关石塔、镇江英国领事馆旧址等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冷遹旧居、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练湖闸等20余处市、县文保单位。

　　镇江至丹阳段穿越丘陵地带，又有江水泥沙淤积，无论开河之艰辛，还是疏浚之频繁，其他河段都无法比拟。因此该河段被称为江南运河的“屋脊”。

　　分别是丹徒口、甘露口、大京口、小京口、谏壁口。据《续纂江苏水利全案正编》记载，南朝齐时，全面浚治丹徒水道，主要入江口向西延伸到大京口。北宋天圣七年，在大京口东增开新河（小京口），皇祐二年、政和六年、南宋嘉定八年，又分别在小京口以东开了海鲜河、甘露港，在大京口之西又开了蒜山漕河，形成了主次相配、功能较全的河口体系。到了元代，各入江口日见水浅，有碍船行。明代天顺初年，经过浚治，小京口遂成江南运河主要入江口。直到今天，尚存的江河“十”字交汇点，还有谏壁口、小京口、丹徒口三处。

　　自中唐起，镇江逐渐成为江浙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同时也是漕运咽喉。宋元以后，镇江城市地位更加突出，成为南北要冲，承担着全国漕粮中转重任。史料记载，自唐代以来经过镇江的漕粮占全国50%以上，南宋时，镇江更是承担了全国近七成漕粮的中转重任。前几年在如意江南小区附近挖掘发现的宋元粮仓，就以实物遗址证明镇江历史上漕运的兴盛之况。清康熙年间，查慎行的诗句“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沿流一万家”也是生动写照。

　　正因为漕运地位之重要，镇江成为“江河交汇”处崛起的一座全国性的重要城市。古运河为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长期繁荣，炼铁、造船、丝织、酿酒、酿醋等行业相继得到发展。清代，镇江成为江南仅次于南京、苏州的丝织中心。1982年1月，在丁卯桥附近出土一大批唐代窖藏银器，包括“论语玉烛”银筹筒、酒令筹、盒、盆、碟、盘、杯、镯等，共950件。这项考古发现是大运河造就镇江城市繁荣富庶的一个实例。

　　尤其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天津条约》，镇江由此正式开埠通商，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港口城市之一。开埠之后的镇江近代工业得以发展，促进了港口贸易和商业繁荣。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1年间，丝绸、面粉、电灯、榨油、造纸等10多家工厂先后建成投产。

　　镇江乃是民国期间的江苏省会城市。民国初期有赖于水运的江边码头达到30多处。到了1937年，镇江内河运输业兴旺发达，由小京口沿岸港口22家轮船企业经营的55艘小轮，向外辐射的航线有16条，总里程达158公里。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到了两宋之交，镇江渡口成为北民南迁的重要通道之一。1861年开埠后，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和融合。这些历史的因缘际会，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对外文化沟通、交流，形成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另一方面，舟楫之便、山水之胜、物产之丰，吸引着不计其数的文人学者、富商巨贾、达官显宦来到镇江，促成文化多元、人才荟萃的城市人文优势。

　　从东晋时期“酒可饮、兵可用”的北府兵，到唐代设置的镇海军，再到宋代的镇江军驻地……各个朝代在镇江驻扎了庞大的精锐军队。扼守长江天险，东南安危系于此地。在镇江大运河上发生的多次重要战争，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西门桥之战就是一场惨烈之役，镇江军民在大运河畔顽强抵抗英国侵略者的入侵，气贯长虹。

　　市委、市政府对古运河实施综合整治，并用10年的时间实施了古运河上段整治工程。2010年起，古运河中段按20年一遇标准进行综合整治，至2013年中段已完成周家河口——经十四路的河道整治。在上、中段部分完成整治后，下段同时完成整治方案编制。古运河将形成“上段——古韵之河、中段——休闲之河、下段——生态之河”的3大特色河段。

　　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发展。1980年，被誉为“江南第一闸”的谏壁船闸建成启用，成为苏南运河又一重要入江口门，大运河水上航运功能前所未有得到充分发挥。

　　市交通部门启动苏南运河镇江段四级航道改三级航道建设工程，对镇江段运河实施分期、分河道整治建设。改造后的航道由原来的宽60米变为90米，实现了两艘千吨级的船舶交汇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