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今天，约翰·拉贝、约翰·马吉、明妮·魏特琳等外国人在人心惶惶的南京，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庇护了25万中国难民。

　　在那场浩劫中，他们是见证者，竭尽全力帮助了留在南京的中国难民记录了那段黑暗的历史，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些外国人的事迹但很少有人了解他们最终的命运，他们中许多人付出了精力、牺牲了健康甚至自杀，这些外国英雄也是南京大屠杀后续的受害者。

　　摘自《南京大屠杀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

约翰·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在被召回德国之前，拉贝曾答应在南京的中国人，他回国后会将日本人的暴行公之于众，并争取与赫尔曼·戈林甚至希特勒会面。

　　拉贝离开前，一位中国医生请拉贝转告德国人，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希望与其他国家和谐相处。

　　1938年2月拉贝携带一套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拷贝离开后，就音信全无。

　　事实上，拉贝信守了对中国人的承诺，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军在南京的恐怖暴行。1938年6月8日，他给希特勒寄去一封信，内附关于南京大屠杀影片拷贝和一份打印报告。

　　几天后，两名盖世太保来到拉贝家中将他逮捕。

　　拉贝在盖世太保总部被审问了好几个小时，直到他的雇主担保他不会再公开地谈论日本后，才被释放。盖世太保警告拉贝，不得再就南京大屠杀这一主题进行演讲、讨论或写作，并没收了马吉影片的拷贝。

　　二战期间，他的公寓被炸，战后他全家陷入贫困，拉贝零零星星为西门子工作，将一些信件翻译成英文，但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全家生计。拉贝还被告发曾加入纳粹党，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去纳粹化”诉讼，这场诉讼耗尽了他的积蓄和精力。

　　拉贝全家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饥寒交迫，为了购买大豆、面包和肥皂，拉贝不得不将他心爱的中国艺术品一件一件卖给美军。

　　营养不良导致拉贝患了皮肤病，而心理和精神上的折磨则几乎毁了他的健康。1950年，拉贝死于中风。

　　在他去世前，拉贝留下了他在中国工作经历的书面遗产——2000多页经过他精心打印、排序、装订、插图和说明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资料。

　　约翰·拉贝，德国商人，1937年，被推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在他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他领导的十多位外国人，与日军斗智斗勇，与日本领事馆反复交涉、抗议，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和屠杀。约翰·拉贝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捍卫了人类的真理和尊严。他在他租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内，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记录了日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他带领他的委员们寻求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特别是历尽艰辛，从上海搞来了能预防脚气漫延的蚕豆。难民们对他顶礼膜拜，称他为活菩萨。

乔治·费奇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

　　一些安全区的负责人遭受到了多年的精神折磨。

　　乔治·费奇的女儿伊迪丝·费奇·斯瓦普说过，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使他父亲遭受极大的精神创伤，以致当他就这一主题进行演讲时，常常会突然完全失忆。

　　当费齐在公众面前发表中日战争的演讲时，这种情形至少出现过两次。

　　乔治·费奇，美国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在离开南京前，他冒着巨大危险，将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真实画面的胶片，缝在大衣内衬里，带出南京。

罗伯特·威尔逊 金陵大学医院外科医生

　　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也为其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他的遗孀回忆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其他医生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工作节奏，每周至少去一次上海以补充睡眠，但威尔逊却不顾一切地持续工作。

　　手术消耗了他白天的大部分精力，到了晚上，日本士兵又会打扰他休息，他不时被从家里叫出来，去阻止正在发生的强暴事件。

　　如此看来，威尔逊那时完全是靠肾上腺素维持每天的工作。

　　最后，他的身体不听使唤了。

　　1940年，突然发作的癫痫甚至精神崩溃迫使威尔逊返回美国，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芭芭拉休息了一年。他再也没能回到中国，也没有从紧张状态中恢复过来。在美国，威尔逊不仅长期遭受癫痫和噩梦的折磨，还出现了早上视力模糊的麻烦。

　　罗伯特·威尔逊，出生在南京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他一直把南京当作自己的家乡。长大后，威尔逊回到美国接受教育，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又带着新婚妻子返回南京，并成为南京鼓楼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威尔逊医生毅然选择了留守，期间保护并救助了无数中国人。当年，威尔逊被人称为“蓝眼睛的南京人”。

明妮·魏特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负责人

　　明妮·魏特琳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南京大屠杀给她造成的心理创伤远远超出了其它安全区负责人或难民当时的预料。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在成为神话的传奇背后，是一个脆弱而精疲力竭的女子，她再也没有从每天接触日军暴行所带来的情感和身体创伤中恢复过来。写于1940年4月14日的最后一篇日记透露了她当时的心理状态：

　　我的精力即将枯竭，再也无法推进并制定工作计划，眼前需要处理的每件事似乎都有障碍。我多希望能马上休假，可是谁来为实验课程操心呢？

　　两周以后，她精神失常。

　　在她日记最后一页的底部有一句话，无疑是其他人写的：

　　1940年5月，魏特琳小姐身体垮掉，她必须回到美国。

　　她的侄女回忆说，魏特琳的同事送她回美国接受治疗，但在跨越太平洋的旅途中，她多次试图自杀。一位陪同她的朋友差点没能阻止她投海自尽。

　　一到美国，魏特琳就被送到艾奥瓦州的一家精神病院，在那里接受了痛苦的电击治疗。出院后，魏特琳继续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基督教联合传教会工作。她在密歇根谢泼德的家人想去看望她，但她却写信阻止，说很快就会回去看他们。

　　两周之后，魏特琳去世。1941年5月14日，即她离开南京一年后，魏特琳在家中用胶带封住门窗的缝隙，打开煤气自杀。

　　明妮·魏特琳，美国传教士，中文名华群。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营，她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了无数女性免遭日军侮辱。临终前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最醒目的地方刻着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

　　感恩那些外国英雄所做的一切，南京从未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