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宜桐

　　（作者杨宜桐，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法律学者；本文系荔枝新闻客户端、荔枝网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场“拉锯式”的工伤认定，在公众舆论的持续关注下，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的一刻。

　　2017年，山西稷山县90后男教师段晓康暑期加班用餐时猝死，其家属先后四次向当地县人社局申请认定其为工伤，均被不予认定。在媒体和社会持续关注下，稷山县人社局于今年8月9日重新认定段晓康加班用餐时猝死为工伤，段晓康的家属接受此次认定结果。

　　对于段晓康的家属而言，这个姗姗来迟的工伤认定极其重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只有被认定为工伤后，死亡劳动者的近亲属才能获得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如果不能认定工伤，就意味着段晓康的死亡属于“非公死亡”，只能由所在用人单位或劳动者近亲属来承担不利后果，社会保障待遇可谓天壤之别。

　　就段晓康的情况来说，能不能获得工伤认定，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劳动者加班在外用餐，究竟算不算“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尽管《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应认定工伤或视为工伤，但并没有明文具体规定，当劳动者在加班用餐期间出现意外死亡，应认定为工伤。

　　这种立法“抽象性”所带来的“真空”，无疑给有关人社部门拒不认定工伤提供了某种“借口”。当地人社局一度认为，段晓康加班用餐时猝死，既不是在工作时间，也不是在工作地点，就不能予以认定工伤。问题是，这样的狭义理解，并不符合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立法精神。从劳动规律看，劳动者为工作而往返上班场所和用餐、休息等，也构成了劳动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不能割裂而视之。事实上，最高法近来出台的有关司法解释也作出扩张理解，“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为“因工外出期间”，人民法院应支持认定工伤。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社局并不能僵硬地拿着法律规定作“挡箭牌”。

　　如果说，当地人社局初次不予认定工伤，或许是因为“结点上有偏差，适用法律不太宽泛”，那么对政府的复议决定、法院的司法判决“屡屡”视若无睹，在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情况下，反复不予认定，显然已不是一个适用法律不够准确的问题了。

　　众所周知，判决和裁定一经生效，就具有法律强制力，任何机关和个人都必须坚持执行。拒不执行判决和裁定，如果情节严重甚至构成犯罪。行政复议决定也是如此，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拒不履行也可能面临“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甚至是“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面对政府复议决定和法院判决，当地人社局为何来如此“冥顽不化”的底气？

　　段晓康亲属的遭遇，并非个案孤例。翻看报道，不乏女职工值班期间上厕所被骚扰，精神失常却不予认定工伤，拿着法院胜诉判决无可奈何等尴尬事例。就段晓康工伤认定事件而言，如果不是公众舆论的持续关注，恐怕当地人社部门也不会主动找法律专家咨询，改变“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的“惯性思维”，那么，这件事情也就不会有“小确幸”的结果。

　　劳动权益保护永远在路上。当地人社部门最终认定工伤后，有关部门有必要介入调查，严格依法追责。从长远看，劳动立法还须补上工伤认定的“短板”，将加班用餐等合理活动纳入工伤认定的范围，为劳动者提供更周到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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