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特报专稿 记者/周诗婕 王雪钢 视频/毛婧

　　“中国有2.95亿儿童，占世界儿童总数的21%。根据国际经验，包括虐待、忽视与剥夺在内的儿童保护问题，发生率在10%以上。那么中国遭受伤害的儿童实际数量可能高达2950万”。

　　6月28日在南京举行的“2019多部门联动下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研讨会”上，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主任赵芳教授指出困境儿童这一严峻数据，呼吁困境儿童风险评估亟待完善。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就留守及困境儿童的保障机制和被性侵未成年人的保护各抒己见，呼吁健全法制保障，明晰多部门联动流程，让更多人参与困境儿童保护。

　　全国已有69例撤销监护权案件 儿童保护应重视“国家亲权”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做父母”——在《都挺好》热映后，很多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那么，父母的监护权可以剥夺吗？如何发现并解救困境儿童？

　　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主任赵芳教授指出，截至目前，全国只有69起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

　　2014年12月，民政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激活了以前法律中所规定的“撤销监护权”法律条款，第一次明确了依法撤销监护人监护资格的条件，细化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监护侵害行为标准。

　　什么情况下可以剥夺监护人资格？什么情况下可以判定困境儿童高风险呢？

　　赵芳现场作主题发言

　　赵芳指出，“与西方国家目前较为系统权威的评估体系与一系列标准化的评估工具相比，我国的困境儿童风险评估尚不完善而且缺乏专业性。对于父母监护能力、替代抚养人的监护能力等尚未形成具有权威性的评估理论和操作体系。如果缺乏专业评估，社会工作和司法实践也会面临很多困难”。

　　除了呼吁评估体系的健全，上海市社会福利中心社会服务科副科长陈奇春提出困境儿童的保障机制也应完善。陈奇春指出，“法制保障、专业介入和社会参与都是保障机制中的必要环节。应出台专门的儿童福利法，建设专业化社工队伍，完善困境儿童的发现报告机制”。

　　政府托底与家庭支持并行，是我国目前困境儿童保护的主要理念，又被称作“替补式国家亲权”。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王化起老师介绍道，“国家亲权是指国家作为超级父母，具有类似于父母监护孩子一般的行动能力。国家可以对其治下的居民强制施予好处，或基于其救助或保护对对象的利益而加以干预，在美国少年司法过程中屡见不鲜”。在中国，长久以来，儿童被视为“家庭的”而非“国家的”。“国家亲权对于中国的启示是：未成年人立法要结合国家亲权等福利法趋向，未成年人司法中也应采用国家亲权原则”。王化起说。

　　观念上需要改变，实践上也呼吁合力。南京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处长吕芳从实践层面建议，“要多部门联动，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应出台一部地方法规，构建一个工作网络，建立一个工作平台，制定一套政策文件，整合一套服务热线，开发一套信息系统，公安、教育、团委、妇联、财政、编办、综治逐一落实重点政府部门的职责”。

　　毒贩父母留下三个孩子被社区“定制化”救助 专家：长期追踪任重道远

　　尽管困境儿童的保护机制与评估体系都亟待完善。不过，在社区和未保组织的努力下，全国各地也有一些困境儿童保护的典范案例。

　　南京财经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许芸在研讨会现场介绍了一起未成年人社会干预体系建构的经典案例——南京“三宝”案。

　　南京三宝个案分析图

　　在这起案例中，三个孩子分别在1岁、2岁和4岁的时候，其父亲因藏毒贩毒被判处死刑，母亲因吸毒藏毒被判处10年零6个月。

　　父母都被判刑，奶奶、外公等近亲属也因能力不济放弃监护权。这三个孩子怎么办？如果不作为，很有可能会出现“南京饿死女童案”的类似悲剧。

　　在多方协调下，最终三个孩子的户籍落户孩子妈妈的户籍所在地泰山街道柳州社区，由社区来承担监护责任，购买未保中心的服务，送至福利院由爱心妈妈照料并给予生活资助。

　　就在前一天，荔枝新闻记者也探访了这三位孩子，目前他们生活幸福，与爱心妈妈相处融洽。正值假期，他们被带到珍珠泉游玩。这个暑假，社区还为二宝和小宝报了补习班充电↓↓↓

荔枝新闻记者探访南京“三宝”近况

　　许芸现场作主题发言

　　许芸指出，从前期来看，这个案例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但是长期来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爱心妈妈的服务是按年签约的，目前二宝和小宝已经把爱心妈妈当做依恋的母亲，如果更换抚养人，将会给孩子带来二次伤害。而且，在这个案例中，因为缺乏孩子与亲生母亲的认亲、探监等干预，未来母亲回来后是否继续承担监护权，由谁来评估母亲可否承担监护权，都是问题。

　　赵芳也提出，福利院此前以照料老人为主，缺乏照料孩子的经验。如果有类似“临时看护中心”这样的机构，将会给未成年人提供更专业和持续的监护评估支持。

　　毕节福利院儿童遭性侵？专家：第一眼看就不信 毕节留守儿童大数据全国领先

　　与会专家同时对近期广泛引起关注的“网传毕节福利院儿童遭性侵”新闻进行了评论。

　　复旦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主任赵芳教授表示，“其实一开始看到新闻的时候，就觉得是假的。我国的福利院大多是收容收养孤残儿童的国办福利机构，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社工部副部长何春兰也向记者表示，“一眼看就觉得不可信。毕节的留守儿童大数据做得非常好。他们会给留守儿童发放电子手表，通过捆绑教师、村干部、乡镇(街道)帮扶干部及留守儿童家长(监护人)的电话号码，适时掌控留守儿童的动向，确保各类安全隐患得到及时有效控制”。

　　荔枝新闻了解到，2017年起，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南州投入资金近2400万元，为10万余名小学阶段留守儿童配发安全手环，实现儿童信息与公安机关报警平台和天网工程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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