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几乎是唯一一位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华人国际建筑设计大师。 2017年，贝聿铭度过了百岁寿辰，他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存在，在现代建筑的历史上，被称为“最后一个现代主义大师”，他所坚持的现代主义风格，兼容了西方的精致的现代美学与东方的人格化的诗意。

　　他身上带有鲜明的文化标识

　　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出生于中国广州，其祖上贝家是吴中的名门望族，原籍浙江兰溪，明代中叶迁居苏州，在苏州古典园林狮子林里，贝聿铭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这段对东方园林懵懂而深刻的记忆，对贝聿铭后来的建筑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东方的含蓄、典雅、隽永，如同他身上的华人血脉，使其在西方建筑设计建筑师的群体中，有着鲜明的文化标识。

　　1935年，贝聿铭远赴美国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1939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了美国建筑师协会的奖项。1960年，贝聿铭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他在全世界各文化区域奉献了诸多经典现代作品。他擅长将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理念，融入到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历史之中，他设计的诸多大型文化建筑，不仅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同时具有鲜明的文化辨识度，与建筑所在的地区、族群、城市历史建立深刻的联系并放眼于未来。

　　创造现代建筑巅峰之作

　　游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他，无疑是建筑界一个特殊的存在。从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肯尼迪图书馆，再到卢浮宫改造工程、美秀美术馆，贝聿铭这个名字，几乎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建筑。

　　1978年，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落成，总建筑面积56000平方米，投资9500万美元。建筑坐落在华盛顿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区域，周围有多处重要历史纪念性建筑，场地特殊的梯形形状、及其旁边的国家广场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限制，都给设计带来了很多挑战。贝聿铭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在平面设计上，用两个三角形妥善划分了建筑功能，并通过轴线、小广场、中庭和外观材质的精彩设计，既与老馆的建筑和谐相融，又与国家广场的宏伟规模相匹配。一系列复杂而困难的设计问题得以解决，贝聿铭由此蜚声世界建筑界，并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金质奖章。当时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如此评价：“这座建筑物不仅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谐而周全的一部分，而且是公众生活与艺术之间日益增强联系的艺术象征。”

　　1988年，贝聿铭用从中国江苏运来的793块玻璃建成的透明金字塔揭开了神秘面纱，玻璃金字塔就像剔透的精灵一般，矗立在卢浮宫前的广场上。傲慢的法国人终于收回了当初指责，称之为“卢浮宫院内飞来了一颗巨大的宝石”，由此接受了贝聿铭以及他的建筑设计艺术。

　　玻璃金字塔塔高21米，底宽34米，四个侧面由673块菱形玻璃拼组而成，总平面面积约一千平方米，塔身总重量为200吨，其中玻璃净重105吨，金属支架仅有95吨，换而言之，支架的负荷超过了它自身的重量，因此这座玻璃金字塔不仅是现代艺术风格的佳作，也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独特尝试。

　　现在巴黎的人们愿意承认，只有进入其中才会消失的埃菲尔铁塔和只有进入其中方可显现的玻璃金字塔，使“过去和现在的时代精神缩到了最小距离”，前者以强制姿态改写历史进程，而后者则隐匿地把历史拽到现代中来。

　　一座惊艳世界的新型建筑展现在世人面前。同一年，贝聿铭获得了被称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茨克奖。

　　2008年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顺利开馆，贝聿铭称这个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将是他最后一个大型文化建筑。贝老的目标是将较久远时代的价值观融入当今的文化之中，或如他所说的，捕捉住“伊斯兰建筑的精髓”。

　　卡塔尔国王请贝聿铭设计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居然答应贝聿铭，为他建造一个占地4.5万平方米人工岛作为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馆址。为更好展现伊斯兰建筑精华和文化内涵，91岁的贝聿铭不辞辛苦在中东考察数月，研读穆罕默德的理论，亲自到埃及、突尼斯等地采风。在寻找伊斯兰建筑本质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经过细心研究他开始明白：真正理想的伊斯兰建筑应是庄重而简洁地矗立在沙漠上……最后，他在埃及开罗的伊本·图伦清真寺，终于找到了他理想的设计原型。卡塔尔希望通过这个新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将卡塔尔转变为中东的文化中心，给全球艺术机构留下了深刻印象。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已被视作是新的国家标志。

　　在故里继承传统走向现代

　　割不断的华人血脉，注定要让贝聿铭回归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展现他卓越的文化理解力与现代建筑创造力。自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贝聿铭就作为中美关系的桥梁性人物，被屡屡邀请重返中国设计标志性建筑，包括1982年建成的香山饭店、1982年香港中银大厦、1985年北京中银大厦、2006年苏州博物馆新馆，还有2009年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完成了文化寻根和重建。

　　贝聿铭身上并存着东方、西方两个世界，而他也同时被两个世界所需要。他从两个对立又互补的世界中汲取了精华：中国赋予他儒家的洞察力、根深蒂固的平衡感，以及扎根传统的贵族特有的权威感；而另一方面，美国使他能够从过去的历史重荷中解放自己，成为现代主义流派的代言人。

　　1978年，副总理谷牧邀请贝聿铭来中国，希望他为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咨询，并在故宫旁的城市中心区设计建筑。他建议不要在故宫附近建高楼，以保护紫禁城金黄色琉璃瓦屋顶上的开阔远景。北京西北郊的香山，给人一种宽广的森林野趣之感，是远离闹市喧嚣的另一个世界。在贝聿铭眼中，这个皇家园林遗址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雪，凉亭、宝塔分布得错落有致，俨然一副古代画卷。他不再犹豫：“我们就在这儿建吧。”

　　香山饭店，成为当时刚刚在改革开放中面向世界的中国建筑设计师群体的指路明灯。如何理解“继承传统”与“走向现代”，如何理解保持本土文化特征与国际化全球化，贝聿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由此，中国建筑设计行业中出现了关于“中而新”道路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甚至延续至今，对中国建筑设计界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1989年和2001年完成的香港中银大厦和北京中银大厦算得上是贝聿铭对祖上特别是父亲的回馈。贝聿铭后来说，中国银行的设计更是一种义务，是他对中国和父亲尽的义务。“我父亲属于当代中国的第一代银行家，一生都献给了银行业。在他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是算盘，而今人们用的是电脑，一个世纪内的变化发展之大令人无法想象。以建筑来表达传统的延续性是很难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北京的中国银行项目中做到了这一点。

　　贝聿铭的一生获得了诸多奖项与社会荣誉：1979年美国建筑学会金奖，1981年法国建筑学金奖，1989年日本帝赏奖，1983年第五届普利兹克奖，1986年里根总统颁予的自由奖章……。贝聿铭所见证的世纪之交，东方和西方的相互交流和碰撞，将改革开放后的每个中国人都卷入其中。中国人不仅要拥抱开放后文化和制度那些激动人心的转变和多元化，而且要面对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空前裂变和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