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欧阳晨雨

　　（作者欧阳晨雨，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法律学者；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当前司法界激活“正当防卫”制度、鼓励公民见义勇为，赵宇案、于海明案等焦点案件相继“松绑”的大背景下，一起因校园霸凌引发的血案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

　　2014年4月30日，贵州瓮安四中学生的李尚可等十几人围住了同学陈浩瀚，再次对他实施殴打、挑衅。忍无可忍之下，陈浩瀚向对面的“带头人”李尚可挥出一刀，之后匆匆逃离。李尚可持刀追赶10来米后倒地，送医后当天死亡。陈浩瀚逃至附近的治安岗亭，经医院抢救保住性命，鉴定为重伤二级。

　　在一地的血泊中，没有谁是赢家。这场“互杀”由死者李尚可挑起，但作为欺凌者的他被刺后死亡，家人至今悲痛难抑。而“凶手”陈浩瀚不仅身受重伤，更受到了刑事追究。2014年8月29日，陈浩瀚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上诉之后仍维持原判。从此，陈浩瀚深陷囵圄，而他的父母则踏上了漫长的申诉之旅。

案发现场

　　在记者近日的采访中，瓮安县公安局和法院都表示，如果现在再来判决此案，结果很可能不同。的确，回看这起案件，固然有“单挑约架”等因素，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很难认定为正当防卫；但需要看到的是，“老实孩子”陈浩瀚的参与，实际都是他人胁迫的结果，且不法侵害持续发生，对照刑法明确的起因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件、对象条件等，陈浩瀚的“奋力一击”，的确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

　　当然，这起案件是否明显超过制止侵害的必要限度，构成防卫过当，也还存有一定争议。在一些人看来，陈浩瀚拿起尺子刀就是一个错误，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摆放到陈浩瀚的位置，面对谩骂、脚踢、抽耳光、持刀挑衅，12小时内被殴打两次，置身十几个人围成的死角，是否还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否还能熟练使用手中的小刀，做到“点到为止”，不伤及对方的要害？法律不强人所难，正当防卫制度不应是良善公民的“枷锁”，对于陈浩瀚身负的“故意伤害”罪名和八年刑罚，有必要经历司法程序的回炉重炼，作出更契合“天理、人情、法律”的判断。

　　如此还不够。更需要检视与遏制的，是臭名昭著、毒害绵延的校园霸凌。虽说，我们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教育部曾多次出台红头文件，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过《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明确了校方、警方等应担负的保护者角色，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对青少年的保护依然是相对乏力的。

　　在这个“互杀”案中，校园安全管理力量薄弱，“四中无法做到封闭化管理，社会闲杂人员进校并不困难”；涉案者金辉、阿龙、李尚可等人，俨然是“校园一霸”，在学校横行霸道，“经常随机选择打人对象”；“躲在学校不能保障陈浩瀚的安全”。

　　对于这样危害学校管理、危及学生安全的“定时炸弹”，为什么没有及时“排除”？在血案发生之前，不少同学知道陈浩瀚刚刚跟人“扯皮”了，并将迎来一场“单杀”，而校方和老师却没有丝毫察觉。从食堂挑衅到殴打他人，从巷道到空地展开“单杀”，在极其恶劣的校园霸凌过程，我们也看不到救援介入的力量。

　　一场令人扼腕痛惜的血案悲剧后，两个未成年人及他们的家庭，陷入了痛苦而漫长的“埋单”过程。诚然，司法判决的合理性还有待检视，正当防卫制度还有待“激活”，但有关方面在防范和遏制校园霸凌上的失职失责之嫌，也需要在深入调查中“盖棺定论”，该追责的追责，该反思的反思。

　　倘若，这些“房间里的大象”无人理会，只是当成普普通通的意外事件处置，类似的血案悲剧就永远不会画上句号，李尚可、陈浩瀚就不会是最后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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