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青

　　（作者马青，“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南京广播电视集团首席主持人；本文系作者为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则“小伙丢失20万元人工耳蜗，找不到需做开颅手术”的消息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并多次登上微博热搜榜。随后，事情发生了反转：有自媒体质疑此事是“惊天骗局”、营销炒作，质疑文章迅速突破十万+。当事人李女士向媒体澄清，弟弟的人工耳蜗已经植入10年，之所以说有可能要重新做开颅手术，是因为产品更新升级至今，不确定这么老的型号还能匹配到新的，再加上自己对医学术语不够专业，言辞上给一些网友造成了误解，感到十分抱歉。但李女士表示，丢耳蜗是真的，有派出所笔录为证，寻找耳蜗的背后并无商业行为，也不需要捐款。 

　　丢耳蜗是炒作吗？这个问题无解。质疑者没有实锤证据，李女士也没有办法自证清白。她可以拿出病历证明弟弟做过人工耳蜗植入术，可以拿出派出所笔录证明报过警，但无法证明耳蜗外机真的丢了，也无法证明这场丢失和寻找的过程不是一次商业策划。让人自证清白是这个世界最刁难人的一件事，这就是为什么除特殊情况外，都强调“谁主张谁举证”。没有证据的质疑无异于捕风捉影，但悲哀之处在于，当事者却不得不面对“人言可畏”。

　　李女士落到这个境地，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媒体与社会之责。她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夸大了事情的危急程度，甚至有一点说谎的嫌疑，这是最初让人起疑的原因。即使大多数人不懂人工耳蜗植入术，但依据常识和逻辑，也会意识到“重新开颅”的不靠谱。如此昂贵的人工耳蜗植入术，如果因为外机丢失就要重新开颅，那外机又怎会那般容易摘取？万一掉在地上摔坏了或被人踩碎了怎么办？岂不意味着这项技术存在重大设计缺陷？

　　在浩如烟海的信息流中，有些求助者希望被看到被重视，会忍不住夸张、煽情，有些求助者甚至学会了卖惨。但出来混迟早要还，只要是漏洞就有被发现的可能，只要是虚假就有被戳穿的机会。所有求助者都要小心，不要让虚假的求助信息变成伤己伤人的武器。就像2016年著名的罗尔“诈捐门”事件，年幼的笑笑得了白血病，最终没能躲过病魔，她的父亲罗尔与朋友共同策划的捐款事件，却把这场悲剧变成了闹剧。可以理解当事者发布信息时博取同情的心情，但要求当事者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并不算苛求。

　　除当事者有一定责任外，媒体亦脱不了干系。最初发布求助信息的媒体，有闻就录，却不尽核实之责。如果能够专业一些，至少问问医疗行业相关人士，对人工耳蜗外机丢失做一些分析和解读，不仅可以帮助受众准确理解这则求助，还能帮助当事者拓宽解决思路：能够找到原机固然好，找不到也不必太焦虑，事情尚有其他解决方案。

　　新闻报道专业性是一颗避雷针，能避免媒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成为营销炒作的帮凶。可惜，不管是最初报道的媒体，还是后来蜂拥而上的转发自媒体，都只做了当事者的传声筒，把更多的心思花在怎么让内容更煽情，怎么让标题更耸动，怎么吸引点击和转发上了。

　　社交媒体时代仿佛“唯快不破”，一切都像来不及似的，抓到一点线索就马上出稿，生怕落于人后。当初重庆公交坠桥事故发生，舆论把矛头指向小车驾驶员，满网都在谩骂女司机，然而，事实却是女司机无辜躺枪。虚假信息的来源是当地政府某位工作人员的说法，某报不经核实就加以引用。其实，只要稍微核实一下，就能发现信息不靠谱，然而，一旦弃守新闻专业主义，传统媒体也好，自媒体也好，就都变成了小道消息的孳生地。

　　相比于媒体，公众更欠缺信息甄别能力，但转发的动力却是多层次的：有的是出于共情，急人之所急；有的是出于安全感，希望将来自己遇到难事也有人抻出援手；有的则是体现社会参与意识，随手转发是成本最低的责任表达。海量信息中，公众的筛选机制往往不是出于对真相的追求，而是出于情绪上的共鸣。2016年牛津词典把“后真相”设为年度词汇，并且将之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意思是说，真相不再是信息最重要的部分，相比于真相，人们更在乎的是感觉和情绪，更愿意去听、去看想听和想看的东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标题党”现象是媒体与受众的合谋。

　　社会信任就像一只精美的工艺品，打造起来耗时费力，而打碎它却非常容易。我们都需扪心自问，我们充当的是呵护它的护甲，还是击打它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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