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二十多名西方人士选择留在南京，冒着生命危险以各种方式救助南京民众，阻止日军暴行，记录屠杀真相。他们，用善良、勇气和果敢，为灾难深重的南京城带来黑暗时刻的微光与温暖。今年，江苏广电总台纪录片中心通过大量史料和采访，为我们还原了他们在这场暴行中的义举。一起来致敬这些在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人道主义非凡赞歌的正义之士和国际友人。

　　1937年12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罕见地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报道--《所有俘虏均遭屠杀》，这可能是西方媒体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初期，关于这一惨案最为详细的报道。发出这篇报道的记者名叫弗兰克·蒂尔曼·德丁。日军攻破南京城后，随即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为封锁消息，日本军方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

　　《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在等待登上"瓦胡号"时，看到一群吸着烟聊着天的日本军官，监督手下屠杀约一个营的中国战俘，他们把战俘排成大约15人一排，用机枪射杀。德丁在后来的报道里记载，"这场屠杀用了十分钟，这些人靠墙排成一排被枪杀，一些拿着手枪的日本兵若无其事地从蜷缩在一起的尸体旁走过，对还在动弹的遇难者再补上一枪。这些刽子手还邀请停在江边军舰上的海军欣赏屠杀场面。显然这种场面给那些海军观赏者带来极大的愉悦。"

　　正是像德丁这样有正义感的记者，将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报道出来，向国际社会传递了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讯息，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新闻资料，具有深远意义。

　　在那个血腥又漫长的冬天，不仅有人努力向世界传播真相，还有人在南京与这里的难民共进退。留守在鼓楼医院的美国人詹姆斯·麦卡伦承担了大量保护难民的工作。

　　美国基督教联合会档案馆管理员雪莉·雅克布：“麦卡伦主要在医院工作，在读他的日记时我发现上面关于入院伤员的记述，是我看过的最细节化的文字资料。”

　　这些日记详细地记录了麦卡伦在鼓楼医院的所见所闻，也成为今天发现的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最新证据。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强占南京的所有粮食，食物极端紧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上海筹措到了100吨蚕豆，用于安全区难民的救助。麦卡伦在一次次开着救护车运送蚕豆的过程中，与难民们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他触景生情作词谱曲写下了《南京难民合唱曲》，这首歌被难民亲切地称为《蚕豆歌》。这首舒缓忧伤的歌曲是麦卡伦对难民们的慰藉和鼓励，传递了人世间的温暖和生存的希望。

　　“（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六日，在南京励志社，公审南京大屠杀的主角谷寿夫，金陵大学美籍史密斯教授当时在难民区工作，亲见日军种种暴行。”

　　这部新闻片中所说的史密斯教授，是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人刘易斯·斯迈思。在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2月19日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写出69封抗议信，其中绝大多数由斯迈思签发。这些抗议信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大量暴行案例，其中仅斯迈思负责整理的，就有444起。这些抗议信、暴行案例，以及战后对南京地区的战争损失调查报告，被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信，成为抗战胜利后对日战犯审判的重要证据。

　　记录日军暴行的不仅有留守南京的学者，还有外交官。德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着大量上世纪30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来往的外交文件，其中有一百多份由原德国外交官格奥尔格·罗森撰写。罗森在报告中记录了大量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2月10日，他更是将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记录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秘密送往柏林。

　　罗森的孙女艾格尼斯回忆说：“他（罗森）在信中说，他感到有特别的使命，来对抗日本人非正义的行为。”

　　罗森希望利用他的外交报告，揭露日本法西斯暴行，影响本国的外交政策。但在纳粹德国，他的愿望注定不会实现，反而遭来了个人命运的逆转。1938年6月，罗森被纳粹德国政府以休假为由，强行召回。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结束后，罗森在写给中国国民政府的贺信中特别提到：他的报告是德国外交官作为第三方证人，给世人留下的，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有力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