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若遗址位于中国西南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遗址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年代为距今4000~5000年，该遗存被命名为卡若文化。卡若遗址发现于二十世纪70年代，是考古界公认的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

　　该遗址面积大，保存好，遗存丰富。发现有房址、道路、石墙、石台、石围圈、灰坑等遗迹。出土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装饰物等，还发现有炭化的粟米和动物骨骼等。遗址分为早、晚两期。发现房屋基址28座。其中的圆底房屋，经复原，是一种以室内立柱和周边斜柱搭成的圆锥形窝棚式建筑。

　　另有竖壁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建筑。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屋，在穴四壁垒砌石墙，有的并在上部续建一层楼居，显示出建筑的地方特色及营造技术的进步。还发现可能与原始宗教有关的圆石台、石围圈遗迹。工具以大型打制石器为主，兼有细石器和磨制石器 ，骨器也较丰富。陶器以饰几何图案刻划纹的最具特色。发现农作物粟和家畜猪的遗存。

　　当时经济生活以粟作农业为主 ，辅以经常性的狩猎。这些发现对研究西藏早期历史有重要价值。

　　卡若人建造居址，一般选择河流两岸的舌形台地。这种地方，靠近水源、地势平坦、海拔较低、土地肥沃。其次是舌形台地，面积一般不大，可供人们建造居址的空间有限。所以居址面积不会很大。这些从卡若遗址可以得到反映。

　　卡若遗址的农作物只发现小米一种，但出土数量很多。推测当时卡若人吃的粮食主要是小米。小米耐干旱，耐寒冷，卡若人生活的地方适合种植小米。

　　卡若遗址经放射性碳素鉴定，年代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它所代表的原始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首先在生产工具方面，遗址呈现出新石器时代的全部特征，但却仍然是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并存，巨以打制石器占大多数。

　　其次在陶器方面，陶质均为夹砂陶、手制。纹饰以刻画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为主。器形以罐、盆、碗为基本组合，均为小平底器。再次，在建筑方面，大量采用石块作为原料，如石墙房屋、石砌道路、国石台、石围圈等。

　　卡若文化并非西藏高原一种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在东面的雅砻江流域和大渡河流域黄土堆积中发现一些打制石器，在北面的甘肃、青海境内存在着距今四、五千年之间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卡苦与这相邻的两地区之间似乎有着密切的古代文化交流。

　　在打制石器方面，卡若文化的盘状敲砸器见于甘肃四坝滩、永靖大河庄和酒泉下河青马厂类型遗址。切割器见于兰州附近的罗汉堂、齐家坪等马家窑文化遗址。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也同样见于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至于卡若文化早期的圆形和方形半地穴房屋、处理过的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则属于甘肃、青海等地马家窑文化传统和居住形式。

　　卡若遗址发现的粟米，属于黄河流域的传统农作物，耐干旱，南方较少种植。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就是从马家李文化传播而来。

　　卡若遗址的地层堆积，主要为昌都红土层，底部泥质较多，以杂色页岩为主。上部为红色砂岩，红层中因断屑和褶皱关系，有时显露出三叠纪及保罗纪地层。

　　卡着遗址的全新地层堆积分为南北两部分。遗址中出土的石器有打制石器也有磨光石器，种类也较多。计有铲类、锄类、切割器、投掷器、尖状器、砍砸器、敲砸器、刮削器、碎磨器、石砧等，还有石镞、石矛等细石器，有的石器，特别是磨光石器有的采用玉石制作，打磨得极为精细。

　　在卡若人经济生活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交换。估计可能是以物换物的交换。从遗址中出土的玉斧、玉装饰品等玉质制品中可以推测出来。这些玉器制品，玉材多为硬玉类，颜色有碧绿、浅绿、白色等。据调查，都不是本地产品。很有可能是从远处交换来的。

　　遗址中还出土一些贝饰。经鉴定所用材料均为宝贝。这种贝主要产于我国南海。在黄河流域原始文化中也常常见到用于制作装饰品。因此卡若的贝，极有可能是通过文化传播，或直接、或间接以交换的手段获得的。这说明尽管西藏和其它地区之间有高山大河的阻隔，但并不能断绝本地居民和其它民族的正常交往。

　　卡若遗址的发掘对研究西藏的原始文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西藏人的祖源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说明从河煌南下的氏羌系统的人仅仅构成西藏先民的一部分，而已是后来加入融合的一部分。实际上，早在旧石器时代，西藏就有原始人居住。卡若遗址发掘的资料说明，西藏高原自古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开拓这片广阔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