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江苏扬州人，现为南京大学考古与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40多年前，高中毕业的他成了一名回乡知青，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这一场消失了十多年又恢复的考试，成为他人生刻骨铭心的记忆，同时也改变了那一代人的命运。

　　 

　　_{以上为贺云翱自述}

　　“小 医 生”

　　贺云翱家在宝应县农村，初中毕业考到了宝应县中学，宝应县中学的老师大都来自很好的大学，如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等。当时老师们对学生十分关爱，对学习的要求也很高。虽然那时学校也有批判老师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师生关系很好。

　　1974年，贺云翱高中毕业，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也没有什么毕业联欢，就是同学们互相写一写美好的告别语句。贺云翱班上主要是城市的学生，县城的学生毕业之后自然就会找工作，贺云翱是农村人，高中毕业后就回了农村——当时叫作“回乡知青”。

　　那时，贺云翱对未来也没什么想法，就像其他农民一样，跟着村里年纪大的人去除草、插秧，贺云翱那时候还学会了耕地。最苦的活是挑粪，挑一百米路左右就要放下来歇一歇，肩都磨破了。不过贺云翱真正做农民的时间很短，大概也就一年不到。生产队安排贺云翱做农业技术员，贺云翱学会了看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用鼻子能识别出几乎所有的农药品种，工作做得也很好。贺云翱还做过材料员，就是帮助参军的人、回城知青等人做文字材料，也做过很短时间的小学代课老师。再后来，大队干部又让贺云翱去了本地的医务站。

　　那时候农村有赤脚医生，还有赤脚兽医，贺云翱就是进入了这样的工作岗位，一边学习一边做，那段时间，贺云翱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畜牧兽医系的各门课程，还有实践课。学完之后，贺云翱回到了宝应，从事“赤脚兽医”工作，期间多次获奖励。农民厚爱贺云翱这位“土兽医”，那时贺云翱年龄小，个子不高，为牲畜治病，白天黑夜地随叫随到，他们亲热地叫贺云翱“小医生”。

　　处一份道义，扬一种精神

　　1977年9月，社会上开始传可能要恢复大学考试。不过贺云翱在乡下，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贺云翱真正得到消息，已经是10月了。这个消息来自于贺云翱的一个高中老师，叫张贞庆，他是贺云翱高中时期宝应县中学的高中教研室主任，也是贺云翱的班主任。他把高考的消息告诉给贺云翱的时候，贺云翱正在离县城五六十里路的乡下，给牛打防疫针。

　　他当时通过一个人带口信给贺云翱，说大学可以考试了，叫贺云翱赶快准备，贺云翱就非常快地赶回了县城。到了县城老师家，老师真的可以说像父亲一样，已经在他家厨房里面，给贺云翱做了一个板铺，叫贺云翱不要回家了，就住在这儿复习。当时离考试的时间非常近了，只有不到一个月。

　　复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资料，张老师找来一些基本的资料让贺云翱看。贺云翱自己认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还是靠原来的知识积累，因为只有二三十天可以复习。复习的时候就是翻翻教材，自己练练题目。师母刘道庆，在贺云翱复习迎考的那段时间，每天都做好吃的饭菜，张老师不让贺云翱太辛苦，有时晚上还拉贺云翱去看电影。贺云翱记得看过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还有国产电影《闪闪的红星》，大都是革命战争题材的。考试前一天晚上还拉他去看《白毛女》，就是不让贺云翱熬夜，不要太紧张。

　　贺云翱复习时的心态比较放松，也不算累。贺云翱觉得这也是宝应县中学老师们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就没有必要在快考试的这段较短的时间里熬夜、过度紧张。那天贺云翱走进考场之前，也是张老师把贺云翱送到宝应县中学的考点，告别时他对贺云翱说，你不要紧张，你是有把握的。在调整心态和复习的过程中，贺云翱觉得自己主要还是得益于张老师的帮助。

　　考试还是比较顺利的，贺云翱觉得题目都比较熟悉。贺云翱们那时候考试和报志愿很有意思，一开始都不敢报好学校，所以贺云翱一开始报的都是什么高邮、盐城的师范学校。后来张老师一看，说：“不行，要么就南京大学，要么就北京大学，其他的你不要报。”贺云翱就改报了南京大学。

　　后来是张老师先拿到贺云翱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他当时在县城里面，跟招生办的人说好了，一拿到贺云翱的录取通知书就立即给他。那天晚上很晚了，他蹬着自行车从城里骑车到乡下，一到贺云翱家，就跟贺云翱和父母说“恭喜啊，恭喜啊”。家里虽然很高兴，但也没有像现在一样请酒、吃饭，更没有什么谢师宴，当然贺云翱还是上城里去了趟老师家里，当面感谢他。那个时候师生关系非常简单，老师觉得你这个学生很优秀，他应该帮助你，不会索要一分钱，而且还贴钱帮助你，事后你也觉得应该感谢一下老师，就是这样。师生关系大概就是“君子之交”，处的是一份道义。

　　1978年，大一时和老师合影，前排右三开始是蒋赞初、吴白匋、李伯谦、秦浩、张之恒、查瑞珍老师，后排右一为贺云翱。

　　这才是青年，这才是青春

　　到南京大学报到的时候，贺云翱是从宝应县坐长途汽车来的南京。当时是二月份，刚刚过了春节，天气还很冷。饮食相对比较简单，但吃饱没问题。贺云翱来自农村，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后来学校发助学金，贺云翱拿的是班上最高的，应该是十八块钱。那时候一半的钱用来吃饭，一半用来买书。

　　那时学习氛围特别好。晚上熄灯之后，在盥洗室、路灯下面、教学楼的台阶上，都有人就着灯光看书，早晨到处都是读书声。另外在食堂里面，吃饭时贺云翱和同学们经常跟中文系、外语系还有其他系科的同学交流，谈学术，关心国家。贺云翱现在看当时的日记都可以看到，“要为祖国的四化而奋斗。”“要又红又专。”“要有理想，为国家贡献青春。”这类东西在学校每个人身上都能感受到。那个时代“文革”刚刚结束，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考上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这是时代对他们的眷顾，他们能不努力吗？

　　_{1979年5月 在苏州园林与考古实习的同学合影  左三是贺云翱}

　　历史系每年学生总数大概四十人，当时考古学是十二个人。七七级学生进校的时候，都比较自觉地有一种自我期待。那时贺云翱和同学们会从一年级开始自己设计未来，写学术规划——我将来究竟要在哪一个专业方面做研究，我究竟要架构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我的学术理想是什么。在那时的日记里还能看到贺云翱的学习计划：应该读什么书，补充什么知识，选哪个系的什么课，会有一个自我建构。

　　现在贺云翱教本科生，也会问四年级的学生，你们的学习一开始有没有做过学术规划？有没有树立什么学术理想？对未来的发展怎么计划和去实施？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人这么跟贺云翱谈过，是不是他们保密，还是没有做过？

　　_{1981年在河南洛阳实习  于龙门石窟与老师合影  第二排右三为秦浩老师  第二排左一是贺云翱}

　　贺云翱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近四十岁，最小的还不到二十岁，所以那个时候开玩笑，年纪最小的叫年纪最大的同学“爸爸”。同学们在一起的气氛非常融洽，每个人都很有个性，贺云翱那时候田野实习中喜欢写诗，讴歌这样的考古生活，每到一个地方就写诗去歌颂，赞美当地的民俗风情文化和自然山水。“当时都觉得世界的一切是那么美好，学习是那么快乐，未来是那么美丽，心里充满了激情，感觉到一定要学好，一定要为国家做贡献。回看当时写的诗，都为那时青年大学生的昂扬风气感动，歌唱祖国，歌唱美好的生活，向往未来，这才是青年，这才是青春。”

　　学校很重视学生工作，当时的校长是匡亚明，书记是章德，他们当时在学校里还组织过一些集体活动，这些活动对学生的影响也非常大。到了1980年代解放思想的时候，一是学校里有大的报告会，会请一些著名学者来给同学们作报告，有时在阶梯教室，有时在学校的小礼堂，听的人特别多，有时候许多人没座位就站着听，教室里站满了就站窗外听。

　　那时候学校经常会请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的学者，当然也有本校的学者来作报告，印象很深的有地理学家陈正祥的报告、天文学家戴文赛的报告、化学家温元凯的报告等。他们的思想都很活跃，会谈一些国际国内形势，也会对当时中国的形势作一些剖析，更多的是作科学问题的报告，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

　　岁月峥嵘，幸而与理想同行

　　大学毕业后，贺云翱就到了南京博物院。2002年贺云翱又回到母校做老师，开始创办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等，一边教学，一边做自己认为对国家有意义并且还感兴趣的研究工作。这些年贺云翱和研究所的同志承担过全国数百个课题，还应邀为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课，自我感觉是尽心尽力，做得也真的开心。

　　关于高考，贺云翱有两点感悟。他觉得，第一，高考这个形式，目前仍然是相对最公平的选拔机制；第二，高考中间存在的过分功利化的现象，对学生的理想主义、自我兴趣培养、自我独特才华的发挥是一种损害，这一点确实是存在的。这是很遗憾的，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他说：“我十分感谢那段生活，那一段的那种状态，可以讲比较早地感悟了人生，你自己应该做得更好，这是你应该的责任，这是你的一种人生的使命。”

　　（来源：江苏教育频道/黄迪 王健安 齐琦 编辑/贝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