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9月26日，镇江市丹徒区湖滨路“国良桥”和盛丹路“国荣桥”，先后举行了丹徒籍烈士沈国良、张国荣的雕像落成仪式。他们和其他6位当地军人烈士的英名，镌刻在了当地8座桥上。

　　26日上午9点许，湖滨路国良桥，沈国良烈士雕塑正式揭幕，烈士亲属、烈士生前所在部队代表、烈士生前战友及社会各界人士240多人一齐向烈士雕像三鞠躬。随后，军地领导向烈士亲属赠送“国良桥”牌匾，拥军企业代表向烈士亲属送上慰问金。

（驻军代表向烈士父母赠送牌匾。丁振雷/摄）

　　军地领导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烈士。沈国良生于1962年，1981年入伍，服役期间多次荣立三等功和嘉奖。1985年3月2日，他在云南老山前线收复“1073”高地战斗中英勇作战，不幸触雷壮烈牺牲。牺牲后，沈国良被批准为革命烈士、追授一等功。

　　随后举行的张国荣烈士雕塑落成仪式上，烈士曾就读的宝堰中学部分学生也来到现场，向学长致敬。目睹郑重的仪式，张国荣烈士母亲几度落泪，悲痛和感激溢于言表。

（祭奠过程中，烈士张国荣的母亲泣不成声。丁振雷/摄）

　　张国荣烈士是一位空军试飞员，2012年11月13日在南昌青云谱机场执行科研试飞任务中不幸牺牲，殁年仅34岁。他牺牲后，空军装备部政治部批准其为烈士，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为其追记一等功。

　　两次仪式引起的反响很强烈，镇江市丹徒区双拥办副主任凌青连说没想到：“那些学生走到烈士雕塑前，弯腰像大人一样恭恭敬敬、认认真真鞠躬献花，我能感到他们内心的景仰。我们要创新方式引导他们，让青少年崇尚英雄多过崇尚明星。”

（丹徒区人武部领导介绍沈国良生平事迹。丁振雷/摄）

　　凌青告诉记者，当地人对烈士都很景仰，听说是为烈士建雕塑，城管、住建等各有关部门主动协助推进，积极帮助出谋划策，路过群众对修建雕像也是赞不绝口，都认为这是“大好事”。“烈士虽然牺牲了，但永远活在丹徒的地名里。”凌青说。

　　2006年6月6日是诺曼底登陆60周年。有记者在纪念仪式上采访当时的参战老兵，面对如此惨烈的场面你们不害怕吗？他们回答：“我们不怕牺牲，我们怕被遗忘。”

　　铭记前辈牺牲，以烈士姓名来命名地名是中外许多国家通行做法。例如，俄罗斯《卫国烈士纪念法》规定纪念烈士的办法中，其中一条就是：用烈士的姓名命名街道、广场、公园或者教育机构。

　　我国也不例外，全国各地都有不少以革命烈士名字命名的城市、乡镇、村庄、街道、广场、公园和学校。

　　以烈士命名的乡镇，有福建省闽侯县有纪念“二七”罢工烈士林祥谦的祥谦镇，辽宁省朝阳县有纪念东北抗联烈士赵尚志的尚志乡，河北省献县有纪念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本斋回族乡，四川省仪陇县有纪念《为人民服务》主角张思德的思德乡，重庆市铜梁县有纪念上甘岭战役邱少云烈士的少云镇等。

（马本斋塑像。来源：视觉中国）

　　以烈士命名的街道，哈尔滨有纪念烈士赵一曼、赵尚志、李兆麟的一曼街、尚志大街、兆麟街；北京有纪念“七七事变”中牺牲的赵登禹、佟麟阁的赵登禹路、佟麟阁路；为纪念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的著名爱国将领张自忠，北京、上海、武汉等地都有自忠路。

（北京佟麟阁路，由原南沟沿大街改名。来源：视觉中国）

　　命名地名的选取，通常和烈士家乡或牺牲地有关。牺牲在郑州的林祥谦是福建闽侯人，祥谦镇就与林祥谦故里尚干镇接壤；李兆麟烈士1946年在哈尔滨牺牲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刺杀，他的安葬地被命名为兆麟公园；赵登禹烈士1937年7月28日在北京大红门遭日军伏击殉国，199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60周年之际，北京市大红门中学更名为北京市赵登禹中学；董存瑞在进攻国民党军在河北省隆化县隆化中学的核心阵地时牺牲，因此1948年冀热察行署决定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将隆化中学改称为存瑞中学。

（武汉的郝梦龄路和张自忠路，二人均是牺牲在抗日战场的高级将领。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注意到，以烈士命名的地名主要集中在县级及以下行政区。

　　命名县级行政区的烈士，大多为群众熟知，如纪念赵尚志烈士的黑龙江省尚志市（原名珠河县，哈尔滨市代管县级市），纪念杨靖宇烈士的吉林省靖宇县（原名蒙江县），纪念冀鲁边区副司令员黄骅的河北黄骅市（原名新海县），纪念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的山西左权县（原名辽县），纪念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创建人之一刘志丹的陕西省志丹县（原名赤安县）等。

（左权铜像。来源：视觉中国）

　　可以看到，许多地名是修改原地名而来。雨花英烈研究会理事胡卓然认为，地名和当地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烈士英名命名地名，可以把烈士生平事迹融入人们生活，在家门口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烈士生平事迹和命名地历史有关，当地少年儿童从孩提时代就可以通过对地名的学习，接受一次次爱国主义教育。”

　　2017年，镇江市双拥办从区地名办了解到，境内有270余座无名桥梁、涵洞、隧道需要命名，就提交了以丹徒籍烈士名字命名的建议，并得到了镇江市地名办的批复支持。

　　随后，当地双拥办和人武部专门挑选8座较大桥梁以镌刻烈士英名，并根据烈士遗照精心制成汉白玉半身雕像，下附烈士生平供路人凭吊。未来几年，这些雕塑将全部安装到相应桥上。“这样，桥和雕像也会成为新的烈士纪念场所，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纪念活动。”凌青说。

　　获命名八烈士中，除沈国良外，刘木林、芦荣华、黄青云、李洪平等4人也牺牲于西南边境，王留根牺牲于解放战争，孙祥华烈士在手榴弹考核中因保护新战士而光荣牺牲。凌青告诉记者，改革开放至今当地所有7位军人烈士都已获命名，目的是让崇尚英雄的风气深入人心。

　　江苏各地也有众多地名源自各个时期的烈士，基本集中在乡镇和村庄命名上。

　　如镇江丹徒此次命名八桥之一“洪平桥”，纪念的是牺牲在西南边疆的李洪平烈士，该桥所在的荣炳镇镇名也来自于烈士，以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凌荣炳烈士命名。荣炳镇由烈士家乡蒲圩村改名而来，最初为荣炳乡，现为丹徒区荣炳镇。

（荣炳镇人大代表和机关干部到荣炳烈士陵园扫墓。来源：丹徒人大网）

　　据有关资料，镇江自1840年以来的170多年里，先后产生了3000多名烈士，许多烈士英名永留镇江大地。这些烈士多不是镇江人，现有地名大多是烈士牺牲地。

　　如1970年1月6日，王振华、王玉棠、姚发三名飞行员在飞行训练时遇突遇飞机故障，他们放弃跳伞求生机会，将失控的飞机坠落在扬中油坊镇光华村土墩内，保护了当地群众的生命和财产。1970年2月，当时的扬中县人民政府在三烈士牺牲地立碑纪念，并将坠机牺牲地光华村改为振华村。

　　杏虎村特别值得一提。在让国人悲愤的1999年5月8日炸馆事件中，我国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记者不幸牺牲。许杏虎的老家是丹阳市河阳镇高甸行政村后北洛自然村。2001年，北陵、五龙、高甸三村合并，为纪念许杏虎烈士，将村名更名为杏虎村。

（2001年5月8日，许杏虎的亲人在家乡以传统方式祭奠亲人牺牲2周年。来源：视觉中国）

　　另外，记者也注意到，邵云环烈士家乡黑龙江省佳木斯市，1999年6月3日把该市纺织印染厂子弟小学改名为“云环小学”，这也是邵云环的母校。2001年，该校和两所中学合并为中小学一体校，被命名为“云环学校”。

（位于南京江宁东山镇竹山的“仲铭亭”。胡卓然供图）

　　苏南地区还有其他以英烈姓名命名的地名。胡卓然说，像南京只有江宁区淳化街道耀华社区等不多几处。耀华社区前身是耀华乡，纪念1944年牺牲在当地的江苏洪泽籍烈士张耀华。

　　此外，为纪念牺牲在南京的全省抗战期间牺牲的地方党委最高级别干部、苏皖区党委副书记兼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邓振询（又名邓仲铭、邓重名），江宁东山镇建有“仲铭亭”，牺牲地建有“重名桥”。

　　中国地名学会城市地名委员会专家组组长薛光说，江苏以烈士命名的地名，最为集中的在苏北的盐城、淮安等地。这里是革命老区，许多英烈牺牲血洒当地。

　　以盐城为例，用革命烈士命名的地名就有数十个。例如阜宁县正红镇，得名于顾正红烈士。1925年，顾正红因日本资本家枪击而在上海英勇牺牲。他的死燃起上海工人的反帝怒火，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盐都区郭猛镇来自于1943年1月17日，在盐城冈沟河战斗中牺牲的新四军一师二旅四团团长兼政委郭猛烈士。

（上海顾正红烈士纪念馆。来源：视觉中国）

　　另外，盐城的步凤镇、学富镇、特庸镇、方强镇、陈涛镇、潘黄镇、广山镇、廉贻镇、振东乡、长宝乡、永钊乡等乡镇名，都来自于烈士。

　　盐阜大地还有众多村庄以烈士名字命名，仅以东台为例，就有沙杨村、文才村、永钊村、志州村、朝福村、红烈村、富旗村、友祥村、文华村、郭顾村、王珏村、沈波村、德凤村、启乔村等。

（延安“四·八”烈士陵园，有叶挺等“四·八”空难烈士墓。来源：视觉中国）

　　盐城这个地名，有3年时间也是以叶挺烈士命名的。重庆谈判后，叶挺在获释后乘机回延安途中，因坠机而牺牲。苏皖边区政府经过慎重商议，将当时的盐城县改为叶挺县。原来沿用盐城县名的文号、称号、印章等全部改名。盐城城区改名为叶挺城区，不久撤区改市就成了叶挺市。同时，盐城市区内的“登瀛桥”更名为“若飞桥”，西大街更名为“邓发大街”，分别纪念和叶挺同机牺牲的王若飞和邓发烈士。

(贵州安顺王若飞故居。来源：视觉中国）

　　1949年4月，中共华东局决定恢复盐城县名。不过，叶挺烈士在江苏仍有命名。宝应县城一条主干道名为叶挺路，上世纪90年代，这条路上新建的桥梁也被命名为叶挺桥。

　　江苏有的地名是“多合一”，以纪念多位烈士。如海安市有纪念“联抗”部队161位烈士的烈士乡；东台有纪念抗日、解放战争中在当地英勇牺牲的唐学海、陈维仁、许文华、孙保民、李友存五位烈士的五烈镇；扬州江都区有从史昌勋、卞松山两位烈士名中各取一字的昌松镇，该镇还下辖有昌勋村。

　　前述的盐城市盐都区潘黄镇，抗战时期为盐城县第一区，潘克、黄炜两任区委书记相继壮烈牺牲。为纪念二烈士，1946年第一区被命名为潘黄区，沿革至今为潘黄镇。

（潘黄烈士陵园。来源：盐都发布）

　　记者想多说一句，正如潘、黄二烈士一样，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各级党委书记是绝对“高危”职业。

　　1946年4月上任的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是带着准备牺牲的态度到国民党统治中心工作的。在她之前，南京市委已遭8次破坏。

　　至于江苏省委，首任书记陈延年上任数日即被捕牺牲。解放前，湖南18位省委书记有10位为革命壮烈牺牲，浙江先后11位省委书记（代理书记）有9位光荣牺牲。

　　在烈士纪念日，看江苏全省，看中华大地长长的以烈士英名命名的地名清单，宁不使人肃然起敬。

　　此次镇江丹徒区以烈士冠名地名的做法，近年来比较少见。放眼全国，这种情况也具有普遍性。

　　客观而言，和平年代烈士不多，是命名减少的原因。另外，薛光说，国务院于1986年1月23日颁布并实施的《地名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因此地方对用人名来命名地名较为谨慎。

（宿迁市雪枫公园。全国有三处纪念彭雪枫烈士的雪枫公园，其他两处分别在安徽蒙城和宿州。河南永城县1949年前也一度改名为雪枫县。来源：宿迁史志网）

　　记者也注意到，2016年江苏省出台的《关于完善拥军政策增强军人荣誉感的意见》中，指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用光荣战役战斗对新建的道路、隧道、桥梁、广场等设施项目进行冠名，并没有明确包括烈士姓名。

　　另外，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地名上附着大量信息，一旦更迭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更换成本极高。“比如更名一条路，沿途所有居民的房产证就要全换。”薛光认为，像丹徒区这样以烈士名字命名桥梁、广场等点状地名，而不是道路等线状地名就比较合理。凌青告诉记者，当地选择桥梁，而不是村镇等片状地名，也有类似考虑。

　　薛光表示，如果要进一步推开类似做法，还需要上位法作出更多规定。省内一位县级市人武部干部认为，通过地名命名等方式提升军人荣誉感、营造全社会尊崇英雄的氛围，需要地方主动作为、积极争取，采取创造性的办法解决，以告慰烈士英灵，更好提升群众国防意识。

　　胡卓然表示，考虑到原先住户习惯和证件记录，既有地名不宜随意更新，但烈士姓名应纳入新地名命名的考虑范围。“近些年新的道路、桥梁、公园等不断建成，一些社区、村庄合并也须有新地名，完全可以考虑以本地烈士姓名进行命名，以便结合地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