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中国大地沧桑巨变的40年，也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40年。伴随改革开放脚步成长起来的人们，被时代推动，亦推动时代。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的担当者、亲历者、传承者，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出一个个“中国梦”的生动样本。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联合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创作中心重磅推出系列人物报道，为你捕捉新时代下鲜活多彩的中国面孔，带你一起感受中国发展的蓬勃动力和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不懈追逐。

第八集《敦煌数字画师——俞天秀》完整视频

　　我叫俞天秀，是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我20多岁来敦煌工作，到现在已经12年了。全国那么多城市，那么多计算机专业可以选择就业的地方，我最后却来到敦煌，一座跟文物相关的城市，这是一种缘分。

　　敦煌，一座璀璨的人类文化艺术宝库，千百年来，经受着风沙与岁月的侵蚀。

　　1600多年前，乐僔和尚在大泉河边开凿第一个洞窟。历经数朝，莫高窟形成巨大的规模，成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莫高窟的艺术价值太高了，但是当看到1908年和2011年的壁画对比照片，我震惊了。仅仅过了百年，敦煌壁画就已经有很多脱落、衰退，触目惊心，令人心痛。我意识到，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把敦煌现状永久地记录下来，迫在眉睫。

　　敦煌的数字化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历经三十年，敦煌研究院积累了大量的数字化数据。

　　将敦煌研究院积累的那么多有价值的数据与壁画结合，通过现代化的技术复制洞窟，“再造”一个敦煌，然后将之呈现给观众，同时借力各种现代化技术，让敦煌文化传播得更久远。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

　　什么是数字化？简单地说，就是在昏暗的洞窟中，专业人员自制轨道、灯箱，分层、逐行拍摄壁画，然后利用计算机技术，将数量庞大的照片逐一比对、拼接和修正这一过程。

　　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细心、极其认真去完成的工作。图像处理过程中，像头发丝那般细的线都要对得很齐。拼接过一遍以后，我们会再检查两三遍。图像检查人员盯着电脑显示屏，将长边和宽边各放大一倍，一格一格去看。最后，我们用三维的形式来做形变的定位纠正。一年时间采集照片，但是需要拼接三年，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漫长的工作。

　　目前，我们对壁画进行图像采集的精度是300dpi（每英寸点数）。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意味着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壁画，需要拍摄上千张照片。经过拼接，数码生成的壁面将是原壁面的四倍大，在荧幕上看远比在洞窟看更清晰。

　　在洞窟里没法看到的，通过数字化可以一览无余，这就是数字化最直接的成果。每每听到他们惊呼“哇，太精彩了，太不可思议了”，我就很自豪，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

直径18米的球幕影院中，通过数字化取得的壁画素材纤毫毕现。

　　我女儿8岁了，现在在兰州上学。一年中，我陪她的时间可能不足两个月。无法见面时，我就录故事给她听。我为女儿录了一个九色鹿的故事：

　　在古代印度的恒河岸边，住着一只美丽的鹿，皮毛能变换九种颜色，所以称为九色鹿。一天九色鹿在河边散步，忽然听到河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善良的九色鹿见状，毅然跳进激流，把那人背在背上，奋力游回了岸边……

　　这个故事来源于莫高窟第257窟，那里描绘着“溺人落水”“九色鹿救起溺人”“王后说梦”“溺人告密”“国王率军捕鹿”等八个情节，采用中国传统长卷式连环画形式，构图独特。为什么要给女儿讲述这些故事呢？可能在我心里是想把敦煌文化、敦煌精神传达给她的吧。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吴健是1981年到敦煌去工作的，我是1981年出生的，可以说，两代人同时担当着敦煌数字化事业的发展之任。一批又一批志同道合之人留在敦煌，为这座千年古城倾洒智慧才力，敦煌研究院也见证着一代一代敦煌精神的传承与接力。

　　重塑敦煌，是个庞大的工程。如果按照2010年之前的技术，可能现在连50个洞窟都做不完。标准化制定以后，由各个团队同时去做，到现在为止也才做到180多个洞窟。可是，除了莫高窟的400多个洞窟，还有榆林窟、西千佛洞等很多洞窟需要做。像我这样的80后一代，能否看到所有洞窟完成数字化，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我们愿意与时间拼命赛跑，用数字技术守望千年文化，留住敦煌青春。

　　编者手记

　　70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敦煌人在这里云集，热忱且执着。

　　时光流转，新一代敦煌人走进了这片戈壁荒漠。

　　他们手持现代技术，怀揣一片赤诚，用尽毕生时间，留住敦煌底色。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莫高窟才能“容颜永驻”，生机蓬勃。

　　当千年遗迹插上数字化的双翅，穿山越海，抵达世界各个角落，敦煌文化、中国文化距离世界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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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年轻——新时代的中国面孔

　　（文/编辑 马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