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勤余

　　（作者李勤余，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文汇报》评论员；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走进影院，望着空空如也的放映厅，真要感叹一句：郭敬明的“小时代”，似乎真的过去了。回想一下，《悲伤逆流成河》怎么也算得上郭敬明先生创作生涯早期的代表作，此番上映却空前低调：主演全是新面孔不说，以往大张旗鼓的宣传也不见踪影。这种做派，实在让人心生怀疑，莫非小四变了？

　　但电影一放映，上述疑问立即烟消云散。全程高能高空俯拍慢镜头，柔光美颜全开，女一易遥和女二顾森湘看上去就是翻版顾里和南湘，男演员嘛一言难尽，总之就是郭导喜欢的那一挂。尽管导演是落落，但谁都明白，这仍是属于郭敬明的电影。

　　可是且慢，这真是那个《悲伤逆流成河》吗？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我已经被这个更大的疑问所笼罩了。直到电影结尾处的高潮段落，本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身为编剧的郭导来了个乾坤大挪移，硬生生把一部色调灰暗的青春文学改造成了感人至深的主旋律正能量电影。

　　电影中的女主角易遥因为染上某种性病而遭受校园暴力和欺凌，而传染的原因是母亲把她的毛巾给某些客户使用。而在原作中，易遥因为与不良少年相恋而意外怀孕，不得不寻求堕胎。易遥从一个问题少女转变成了纯洁无辜的受害者，郭导的用心显而易见。难怪，电影里的易遥还要反复强调自己处女的身份。

　　电影中的感情线很单纯，也很美好，而原作里的易遥、齐铭、顾森西、顾森湘四人间的感情更微妙，也更暧昧。一句话，《悲伤逆流成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爱小说。不管郭敬明对青春的认识是否肤浅，遣词造句是否矫揉造作，但他想要在小说中加入更多“悲伤”“残酷”的成分，是毋庸置疑的。

　　可在电影叙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矛盾集中到了一点，即平庸的恶所造就的校园欺凌。唐小米既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电影悲剧的根源，似乎仅仅来自于其性格深处的缺陷。可小说里的悲剧成因，要复杂得多。电影结尾，在迫害过她的同学的注视下，易遥奔向远处，以死明志。这无比煽情的一幕，再度向观众明确了一点：这部电影是为反对校园暴力而存在的。任重饰演的教师纯属酱油，和剧情毫无瓜葛，却引出了国家制定反对校园暴力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缘由。打出片尾字幕的同时，屏幕上出现了真实校园暴力事件受害者的自述，顺带升华了主题。这一切，就像是郭敬明先生的恳切自白：看，我也可以拍摄现实主义、自带正能量的影片。

　　当年的媒体是如何介绍《悲伤逆流成河》的呢？一个标题很能说明问题：新作直面中学生“早恋悲剧”。回想一下，从《梦里花落知多少》到《幻城》再到《小时代》，不管时代背景、故事情节设定为何，郭敬明的作品总有一个共通点：众多人物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才是小说的主线。所谓青春“残酷”小说，就是没有困难也要制造困难，让作品里的人物绝不能有好日子过。别忘了，在《悲伤逆流成河》的原作结局里，四位主角中死了仨。齐铭绝望自杀，更让整部小说的绝望气息达到了顶点。关心社会现实？拜托，这从来不是郭敬明的长项，他对此更不会有多少兴趣。

　　郭敬明变了？当然不是。但他也明白，“小时代”的奢华，终究是过眼云烟，难以持久。《爵迹》系列的举步维艰，已经让他吃够了苦头。炫丽浮夸风，这届观众已经不买账了。顶着舆论猛烈的炮火也要硬上，这可不是郭敬明的个性。于是乎，反对校园暴力这个政治无比正确的主题，恰好被他借来一用，《悲伤逆流成河》也就此华丽转身。易遥结尾处的一段说教，甚至可以被直接挪用到思想教育课上现学现卖。

　　但要向现实主义靠拢，郭敬明和导演落落还是露了怯。电影一开头，“香港即将回归”的画外音似在交代影片的时代背景处于上世纪90年代。可镜头一转，上海弄堂里竟然已经有居民在使用电磁炉了。易遥、齐铭等人使用的老式翻盖机以及短信界面，年代感十足。可是乖乖，学校电脑房里竟然出现了液晶超薄屏幕。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电影创作中的不严谨。可要我说，这更像是郭敬明以及他的团队难以摆脱梦幻风格的明证。

　　就电影本身的质量而言，我仍然愿意为《悲伤逆流成河》打上一个及格以上的分数。毕竟，能够正视现实问题，年轻演员足够养眼，电影叙事大体也算合理。因为郭敬明而在观赏此片时戴上有色眼镜，实在没有必要。我并不关心小四同学会不会在今后的电影创作之路上坚持转型，也并不欣赏他之前为观众奉上的“小时代”式作品，但令我感到担忧的是，他的求生欲这么强，是不是被逼的？文艺的世界本该是多元而宽容的，不管郭敬明的作品口碑是高是低，至少也不该被赶尽杀绝。要知道，如果这个世界只存在“正确”的文艺作品，那该有多无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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