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宇宙诞生时的“第一缕光”，对于任何一位研究宇宙学的物理学家来说，恐怕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2014 年，宇宙学家 Brain Keating 一度认为，他的 BICEP2 望远镜观测到了宇宙最初始的光——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 B 模偏振。这项前无古人的发现点燃了世界，却在短短 6 个月后被证实是一场由宇宙尘埃导演的黄粱美梦。

　　在这个由当事科学家亲自讲述的故事中，除了那块被宇宙尘埃“摧毁”的诺奖奖章，我们还窥见了科学从胜利跌落到失利的那个瞬间。

　　要追溯宇宙最初的起点（如果真有起点的话），就意味着要检验宇宙诞生的主导理论——暴涨（inflation）模型。暴涨模型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首次提出，弥补了更早提出的“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模型的缺陷。用“大胆”二字来评价暴涨模型都过于保守了：它暗示着我们的宇宙始于难以置信的光速甚至更高速度的膨胀。好在宇宙暴涨的持续时间远远小于一秒：尘埃一瞬，宇宙成形，造就万物。茫茫星系与星际空间，宇宙间的一切都在暴涨的一瞬尘埃落定。

　　遗憾的是，30 多年以来，暴涨模型一直得不到证实，甚至有人认为它本就无法被证实。但大家都认可的一点是：如果有谁能够探测到宇宙最初始的光、大爆炸中遗留下的热辐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CMB），那他就已经搭上了开往诺贝尔奖的直通车。

南极的 BICEP2（右侧建筑）图片来源：Amble / Wikipedia

　　2014 年 3 月，终于有团队对这一永恒的问题作出了回答。17 日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宣布 BICEP2 实验发现了第一个暴涨理论的直接证据，能够间接追溯到宇宙诞生的瞬间。

　　预想的是耳语，却听到巨吼

　　BICEP2 是一台小型望远镜，它是在南极洲安置的一系列望远镜中的第二台。十多年前我曾参与第一台（BICEP）的研发，那时我还是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一个不起眼的博士后。出于一种将无形的宇宙诞生过程有形化的执念，我发明了这台望远镜。对我而言，如果我们成功了，诺奖将是最切实的奖励。

　　BICEP 的设计很简单：它是个小型折射望远镜，与伽利略望远镜（Galileo telescope）类似，在两个透镜的作用下，入射光被折射导向超灵敏探测器，而不是用肉眼直接观察。望远镜需要被放到一个鲜有人类干扰的地区，于是我们选择了南极。我们希望能靠它捕捉弥漫在整个宇宙空间的 CMB，它是宇宙暴涨后的余波，携带着大爆炸的信息。

　　多年来，BICEP2 一直在 CMB 中寻找一种旋回盘绕的偏振图样，即 B 模偏振（B-mode polarization），因为这种偏振信号是宇宙婴儿期产生的涟漪，故被认为只能是由引力波挤压和拉伸时空造成的。又是什么引起了这些波动呢？宇宙暴涨，只有它。因此 BICEP2 对这一模式的检测将成为暴涨期间产生原初引力波的证据，证明暴涨确实存在。

　　然后我们真的观测到了这一模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哈佛天体物理学中心（Harvard‘s Center for Astrophysics）的新闻发布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媒体，就连在线观看的人数都接近了 1000 万。从《纽约时报》到《经济学人》，再到印度发行的报刊，所有主流媒体都在头条报道了这一发现。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宇宙学家马克斯·特马克（Max Tegmark）甚至给出了这样的评论：“我在哈佛的新闻发布会上写下此文，宣布我心中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一小时内，它将传遍网络；不久之后，它将斩获诺奖。”

　　我们看到了长久以来整个世界都期待看到的东西。

　　但疑问仍存。最让人担忧的一点就是，BICEP2 获得的信号强度异常的大——本该是大海捞针，可我们却捞到了一根撬棍。消息宣布时，我们很担心会被竞争对手“普朗克”卫星（Planck satellite）击败，毕竟它是价值 10 亿美元、拥有完美天穹和优越地利的太空望远镜。在 BICEP2 的新闻发布会之前，“普朗克”已经排除了一个 B 模信号是原初 B 模偏振的可能性，而那个信号的大小约为我们这次探测到的一半。宇宙学家预想的是一声耳语，我们却宣称听到了一声巨响。

　　“普朗克”卫星占据着据地球 100 万英里的高空这样一个有利位置，没有重力，远离大气污染。它很有可能捕获我们捕获不到的信号。更糟糕的是，BICEP2 望远镜在两年前就被拆解了，我们连它当时的工作状态都无法判断。不过我们仍拥有一项最强大的武器：海量数据。

　　我们将收集到的海量数据集分成两部分，做成两幅图，一幅来自 BICEP2 前 18 个月的观察，一幅来自后 18 个月。尽管信噪比较低（因为每幅地图的数据量只有总数的一半），但是这两幅地图显示的信号相同。BICEP2 的天文学家用了几十种方法来分割数据，寻找两组探测器所得数据之间的差异，以及望远镜扫描方向不同（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而获得的数据之间的差异。团队中的每个人也绞尽脑汁来设想可能遗漏掉的某些怪诞场景。但即使是外星人发出的信号，其影响也不会这么惊人！

　　是尘埃，还是引力波？

　　BICEP2 的数据构成的图案精妙到使我不能呼吸，这正是暴涨理论预测的结果！但是随着一年的调查期结束，我们的担忧从一开始的隐约浮现，已经变得十分明朗：信号既不是来自南极，也不来自大气，更不是 BICEP2 自己产生的。如果不是来自宇宙的暴涨，还能来自哪呢？

　　一种可能的答案是：从伽利略时代以来，就困扰了无数天文学家的物质——尘埃。

BICEP2 在南极观测到的B模偏振 图片来源：Shaffer Grubb

　　B 模式可能来自银河系的星际尘埃：微波被我们星系中的尘埃散射之后，也能得到类似的模式。那么该如何证明它不是尘埃，而是宇宙微波背景上的引力波的特征呢？ 我们需要高频数据。

　　尘埃产生的偏振随频率的增加而急剧增加。但 BICEP2 的工作频率仅有 150 GHz，对应的波长约为 2 毫米。将工作频率翻一倍，尘埃的信号强度将增大两倍。如果真的是尘埃造成了这种 B 模式，那将频率增加到 300 GHz 就能将其分辨出来。。。。。。要是我们真有这么高频率的数据就好了。

　　事实上，还真有这样的数据图，而它属于我们的竞争对手——“普朗克”卫星。直到 2014 年初，“普朗克”都没有公布他们的 B 模偏振数据。我们担心他们不仅掌握了证明我们测量结果正确与否的关键，更有可能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捕捉到了暴涨理论的 B 模式信号。

　　我们拼命试图与“普朗克”团队合作，同时还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这种感觉就像在走钢丝。同时，BICEP2 的数据频率覆盖也是一个大难题。

　　最终，“普朗克”团队不愿合作。我们只能自力更生，用数量来补偿 BICEP2 在频率质量上的不足。我们用旧数据制作了五种不同的尘埃模型，这五种模型均能预测星系中某个区域的总辐射，即尘埃产生的总热量，但都不能给出我们在南极测得的偏振量。

　　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研究银河偏振的专家、“普朗克”团队成员让-菲利普·伯纳德（Jean-Philippe Bernard）同年在网上传了一篇论文，展示了宝贵的尘埃分布的实际测量图。

　　测量图一经发现，我的同僚就将其数字化，推导出了我们没能要到的普朗克数据。但是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偷偷摸摸”的做法，很多同僚也不赞成——我们使用了未经发表的数据，还将这张单一的、定性的图片其转化成数字化的信息。最终，我们得到了一个仅凭 BICEP 数据无法得到的模型，其中包含了我们渴望已久的信息。

　　是逐梦诺奖，还是哗众取宠？

　　担心可能会出现系统误差，“普朗克”团队并没有公开发表这张图片，但却把它放到了网上，可以公开下载。这些数据一开始仅仅是增加了我们的信心，而后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据此我们推导出银河系尘埃能够被忽略，证实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结论：我们发现了暴涨理论的 B 模偏振！

　　我们之前对五个模型的分析也表明，看到的 B 模偏振极可能无法用尘埃来解释，普朗克的测量图仅仅证实了上述结果。决定性证据来自于我的 BICEP 望远镜（现已更名为 BICEP1）。BICEP2 观测天空时只有 150 GHz 这一个频率，在此频率下 CMB 强度最大；但 BICEP1 有三种频率：90、150 和 220 GHz，这就可以很大概率排除尘埃的影响。这种信号来自尘埃的概率仅有 5%。

　　如果你“仅有”95% 的概率中奖，你会买这张宇宙史上最诱人的彩票吗？毫无疑问会吧！普朗克的图片与 BICEP1 的数据合在一起，说服了包括我在内的团队所有 49 人。为了我们的诺贝尔梦，是时候发表结果了。

　　新闻发布会后，三周内发表的与我们研究结果直接相关的论文就有 250 篇。这个数量十分惊人：如果某篇论文几十年内能被引用 250 次，那就是一篇“高被引”论文了。在四月初的时候，我收到了物理学家马蒂亚斯·查达利亚加（Matias Zaldarriaga）的电子邮件，这封我以为会溢满祝贺之词的邮件，却充满了对研究细节上的盘问。

　　我一直在担心的“审判”就此拉开序幕。普林斯顿流言四起，都在谈论我们使用了未公开的普朗克图片中的数据。他在邮件中说：“普林斯顿的研究者对尘埃非常感兴趣，他们的解释使我相信，文中没有充足的理由来确认这不是尘埃造成的。请问你们有自己观测过前景（ foregrounds ）吗？”

　　我当然看过前景，我们整个团队都很担心会我们观测到的星系数据会产生伪原初 B 模引力波，但是来自 BICEP1 的低频数据和来自普朗克测量图的高频数据，让我们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包括大卫·斯珀格尔（David Spergel）在内的诸多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研究者都对我们模拟尘埃的方式存疑。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也许他们只是因为有人在发现 CMB 这件事上挫败了他们，而感到沮丧。

　　马蒂亚斯写到：“我认为我们这儿，大家已经在不眠不休地探讨这件事了。”我心脏都紧张地停跳了，毕竟普林斯顿大学的宇宙学研究在全国数一数二，这个盛殿级的研究小组包括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学家和理论学家。我们就像是在参与一场暴涨理论的审判。

　　马蒂亚斯告诉我，银河系的尘埃偏振比 BICEP2 的科学家们预想的要高。我们可能没注意到的是，我们将普朗克的测量图数字化，那他们也可以在结果未发表之前，将我们的图片转化为测量数据。成也图片，败也图片。

　　他补充说：“我只是希望最后能有一个客观的结果。怀疑之声不容小觑，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加以回应，详尽解释一下你们是如何使用普朗克测量图中的数据的。”

　　5 月初，拉斐尔·弗罗杰（Raphael Flauger）及合作者对我们的数据分析完毕，结果对 BICEP2 很是不利。他表示我们使用了普朗克测量图中一个错误的尘埃偏振量，比正确值少 4 倍。如果真是这样，那 BICEP2 将会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尘埃观测器”。

　　但弗罗杰的分析也不能决定一切。他很冷静地说：“我希望还有其他信号，我并不想引起一场争斗；科学就是这样，有人给出结果，就会有其他人加以检验。但这个过程一般不会呈现给公众。”我们对“普朗克”数据的解释有误，但这不代表着我们真的错了，还需要我们两方无法得到的新数据来检验。

　　转眼到了夏初，BICEP2 团队在惊慌失措的氛围下，一遍又一遍分析之前的数据、回应质疑，对媒体和学术会议做出解释。

　　科学之争存在的同时，还有媒体铺天盖地的评论。哈佛新闻发布会是否哗众取宠，成为所有科学领域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我们收到的有关 BICEP2 太过张扬的批评，与不当使用测量图的批评一样多。

　　实际上标准的程序是先进行一个月的同行评审，而后再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对 BICEP2 团队而言，这一过程存在许多问题，令人担忧：首先，在同行评审、重新编辑和提交的过程中，可能会被竞争对手抢先一步；其次，我们担心在杂志上发表论文并不公平，会把评议局限在一组特定的人身上。

　　《纽约时报》记者丹尼斯·奥弗比（Dennis Overbye）认为，先行召开新闻发布会，这种公开消息的过程有些哗众取宠。他表示：“科技新闻发布会的背后，是自负与张扬的并存。”

　　闹剧结束

　　2014 年 6 月，也就是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后三个月，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发表在了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我们采纳了两位匿名评审人的建议，去掉了所有我们从“普朗克”测量图上获得的数据。删去数据只是对舆论的屈服。“普朗克”团队承诺将很快解决这一问题，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最新的数据。

　　“普朗克”卫星能够在 353 GHz 进行观测，这一频率几乎只对尘埃敏感。这一频率为消除尘埃影响而生，我们都希望“普朗克”的 353 GHz 观测能挽回一切，量化测量图的质量，证实我们的结论。

　　等待的夏天炎热又漫长。

　　然而“普朗克” 353 GHz 观测的论文，给 BICEP2 团队无情地泼了一盆冷水。尽管“普朗克”团队在公布南极的测量数据时十分谨慎，他们有关南极尘埃偏振污染的结论却相当直白，认为“其与 BICEP2 观测值大小相同”。也就是说，是尘埃导致了我们所谓“暴涨理论 B 模引力波”的出现。

　　普朗克卫星的观测结果，颜色表示来自星际尘埃的热辐射 图片来源：Shaffer Grubb

　　后来，“普朗克”团队又绘制出了银河尘埃偏振的图像，其中包括我们观测的南极天空。图片十分迷人，但我们的诺贝尔奖就此烟消云散：BICEP2 是一个非常精确的“尘埃探测器”。

　　BICEP2 撤稿之后，既没有了新闻发布会，也没有了网上疯狂传播的视频。紧跟着，“普朗克”团队出面清理了银河尘埃造成的“伪 B 模偏振”。BICEP2 的观测视野终受蒙蔽：构成那片“蔽目阴云”的，是一点恐惧，一点贪婪，和一片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