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志

　　（作者熊志，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资深评论人；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两天，宁波大妈摔手机事件成为舆论焦点。现场视频显示，该大妈捡到年轻女子丢的手机后，向其索要两千元报酬，对方表示只能拿出500并送上一筐杨梅，却遭到大妈拒绝，在失主表示要报警后大妈怒摔手机。26日，宁波警方通报称当事双方已达成和解，基于人道主义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慎重考量，决定不公开事件细节。

　　警方的通报让很多人不解，质疑者纷纷提到：“不公布结果就是对流氓的维护。”这实际上是用情绪替代法理和道德判断，它一方面说明大妈“摔手机”的举动，在社会心理层面造成的冲击有多大；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观者对于依赖网络围剿失德者这种手段的迷恋。

　　回过头来看，摔手机事件不是起多么复杂的纠纷。索要过高酬金，道义上站不住脚，摔毁手机法律上涉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非法占有和敲诈勒索。如果就法律说法律，它顶多是一起民事纠纷，要不要和解，取决于警方调解下的双方，能否就赔偿等问题达成一致。既然不是牵涉公权力的案件，出于隐私保护，也没有必要面向公众公开，尽管这样有违大众预期。

　　当有一定道德冲击力的事件上升成网络舆情时，哪怕法律层面简单明了，也很容易被各种道德化的讨论搅得混沌。对于行为失当的大妈而言，这种惩戒机制不能说毫无必要，否则有悖公德者不用支付任何代价。但是舆论惩戒需要适可而止，用穷追猛打的网络暴力，去代替已经选择和解的当事人进行正义追偿，与其说是维护公德，不如是为了浇筑块垒或者泄私愤。

　　可以选择不原谅大妈，但法律上也讲罪刑适当，而不能无限追惩；再者，大妈的隐私权，同样是网络不该攻破的法定权利。至于“保护流氓”，其实也是无稽之谈，要求公开事件细节的声音，诉求无非是让大妈在实名的舞台中央接受进一步拷打，但事实上双方和解可能已经包含了赔偿，视频的画面曝光和社会谴责，足够让她身败名裂。如果说还有其他功能，那可能只是警示意义，但是靠警示大众来进行道德建设，不能建立在牺牲隐私的基础之上。

　　在视频曝光之后，大妈被网友人肉，网传其为某校高级教师张某，详细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被发到了网上，事后证明这是一起乌龙，被人肉的男教师收到不少威胁短信。那些正义感爆棚的网友，在通过网络人肉挥舞道德大棒时，对不公开信息感到不忿，却没有意识到无视隐私权的攻城略地式的网络暴力，本身已经“流氓化”了。

　　把时间前移几天，在南京江宁，摔狗者遭遇死亡威胁、妻子割腕自杀的事件中，网络暴力可能导致的失控，让多少人心有余悸？摔狗者与狗主人的和解，上电视台道歉，依然无法平复极端爱狗人士的滔天愤怒。和摔手机事件一样，在和解之外，找不到出口的愤怒，通过入侵隐私领地的方式去代替当事人追加惩罚。只不过极端爱狗人士本身不讨喜，网络暴力看上去才显得那么让人厌烦，但是切换场景后，网络暴力却似乎变得理所当然，这足以说明，在道德这个话题上可能引起的分裂，以及那些道德持论者，在不同议题上展示出来的两面性。

　　对于发言权下放后的互联网而言，没有什么比谈论道德，发起道德审判更低门槛了，它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场面。在甘肃女孩跳楼事件中，在大妈摔手机的风波里，社会价值观层面总能形成高度的共识性共鸣，是非善恶大一统，但是在现实中，“坏人”或者“流氓”总是会以有悖公德的方式出现，以至于有人戏称“坏人都不上网”，“好人都不出门”。

　　唯一的解释是，相对于审判自己，拷问他人是件更没有成本和风险的事。不仅没有成本，还很容易上瘾，因为这是一件可以上升到维护社会公道、正义高度的事。而迷恋的恶果之一便是网络暴力，所以，在警方宣布不公开细节时，一些人会莫名地失望甚至愤怒，因为通过人肉和追惩来展示存在感的机会，就这样白白溜走了，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去踏上那一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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