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节，祝全天下的父亲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在我们祝福父亲、感恩父亲的同时，也别忘了这位我党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张太雷，今天是他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让我们幸福并感激着！

　　贫穷小子带头剪辫 抛家舍业投奔革命

　　张太雷，1898年6月17日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初名“张曾让”。常州虽然是柔美的江南水乡，诞生出一批杰出的文人，但同时常州在历史上也是侠武辈出的城市，著名的抗元、抗倭斗争以及太平军抗击清军的重要战役都发生在这里，少年张太雷耳濡目染，在内心里植下了侠义尚武的品质。

　　张太雷生长在受西方影响较深的苏南，上中学时他还信奉过基督教，但是他看到信奉耶稣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加上目睹传教士的种种暴行，这一切都使他开始了对中国未来的深刻思考。

　　少年时代的张太雷曾在常州府中学堂求学，其间结识了瞿秋白，张太雷经常在瞿秋白家研讨功课，一次瞿秋白指着自己的长辫子对张太雷说，这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可，张太雷听了很是赞同，不久他俩就都把辫子剪掉了，以此表示与旧传统的决裂。1915年他考上北京大学法科，却很快因为了解到北大学制长且学费昂贵的情况而改报了北洋大学法政科。

　　张太雷在北洋大学学习的五年时光是中国发生巨变的几年，也是他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确定人生志向的关键几年。来到北洋大学学习的他非常努力用功，不但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还熟练掌握了英语、俄语。此时的天津风云际会，很多国际名士纷纷来到天津。俄国汉学家鲍立维通过《华北明星报》结识了张太雷，通晓俄语的张太雷成为了鲍立维的助手和翻译。

　　然而当时张太雷并不知道，鲍立维是一名俄共党员。经过两个多月的熟悉之后，一天，鲍立维将一本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递到了张太雷的面前，“年轻人，相信你一定会喜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闪耀的思想光辉深深震撼了张太雷的灵魂。他开始大量翻译俄国十月革命的相关文献向国内介绍无产阶级革命盛况。思想转变的他，发下宏愿“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于是把自己的名字由“张曾让”改为“张太雷”。

　　据张太雷的中学同学李子宽回忆：“太雷本意拟于北洋毕业后回南充任律师。”那个时候能从北洋大学法政科学成毕业很容易就能走上一条显亲扬名的路，但张太雷坚决放弃了这条好走的路。张太雷的妻子陆静华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张太雷青年时期重大的思想转变也有记录：“开始他读的是法政科，曾经想参加高等文官考试，想参加政治去改革政治，但后来他认识到做了官和坏人在一起，就免不了同流合污，堕落腐化，于是取消了原来的念头。”

　　只有两身西装 还经常送进当铺 

　　1990年3月15日，《天津日报》刊载了一条题为《张太雷毕业证书在天大发现》的新闻，人们这时才知道张太雷并未从学校领取自己的毕业文凭，这张珍贵的毕业证书如今静静躺在天津大学的档案馆中。毕业证的落款时间是中华民国九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1920年。那么究竟张太雷在忙些什么事情，竟然连自己的毕业证书都没有来得及领取呢？

　　1919年2月张太雷在天津发起组织旨在改造旧中国的“社会改造社”，这是中国大学生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在五四运动中，张太雷逐渐成长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骨干。新文化运动蓬勃而兴，对旧思想、旧文化和封建专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热血青年张太雷，不仅在时代潮流中改造自己的思想，还积极投身到革命实践中。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作为天津学联代表赴北京拜见了李大钊等人。通过频繁的接触联系，张太雷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而且李大钊也很看好眼前这个刚刚20出头的小伙子，对他学贯中西的才学非常欣赏，张太雷很快参与到李大钊等人领导的正式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事业之中。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与李大钊、陈独秀商议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事项，此时张太雷便担任翻译。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外语才能不断将秘密翻译的社会主义革命文献介绍给中国的劳苦人民，随后他参加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8月，张太雷为刚刚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担任翻译，不久张太雷又陪同马林会见孙中山，随后他两度远赴苏联考察国际革命形势。他也因此成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间开展联络活动的第一人。

　　张太雷在实际工作特别能吃苦，他参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后，与邓中夏一同到长辛店一带开展工人运动，与工人同吃同睡，当时他每月生活费只有7块钱，他留下3块钱作为伙食费，其他的余钱都用于招待工友，自己经常吃不饱。当时不仅是他个人经常入不敷出，党组织在经济上也十分困难，但张太雷看到身边的同志需要接济时还是经常慷慨解囊，两套西装进了几次当铺，每次都得等领到新发的经费再从当铺赎回穿上去参加外事工作。

　　第一位在共产国际发言的中共代表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珍藏着，张太雷许多家书中唯一幸存的一封，张太雷在信纸上用毛笔一字一句地写下了给妻子陆静华的寄语，“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但这封家书里没有告诉妻子他将要去向哪里，在给妻子写下家书之后，他就踏上了远赴俄国伊尔库茨克的旅程。1921年6月22日，克里姆林宫安德烈大厅内掌声雷动，奏鸣的国际歌响彻全场，张太雷在这里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向大会提交了报告，介绍了中国国内工人运动的现状，并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呼吁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提供更多支持和帮助，张太雷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在共产国际发言的中共代表。

　　大会过后，张太雷愈发振奋鼓舞，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革命事业之中，他开始为筹备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积极奔走。张太雷不仅是第一个派往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之一。他在参与共产国际活动中结识了片山潜、德田球一、山川均、堺利彦、胡志明等国际战线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1921年他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二大，被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连任三届。

　　在革命工作之中，他充分发挥自身所长，高度重视办报办刊，重视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他曾说：“笔杆和舌头是我们革命家进行政治的有力武器，应该不断运用，不写不讲是不对的。”是他将历史上第一份党的刊物——《共产党》月刊介绍给了天津和北方地区的民众，又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翻印成小册子在天津秘密发行。在他的指导下，天津第一个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的报纸《劳报》得以创刊。

　　共青团的主要创始人

　　天津市河北区建国路91号，百年之前，曾是一家不起眼的裁缝店。1920年10月，张太雷就是在这里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包括张太雷、谌小岑、吴南如、胡维宪等7名成员。张太雷任团的书记，团小组每周开一次会，就在这家裁缝店楼上的一间小屋内进行，由于屋子太小，成员经常站着开会。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时的同事鲍里斯·舒米亚茨基在《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一文中回忆谈到的：“张太雷所领导的天津青年团是比较彻底的中国青年组织的楷模。”他始终主张把青年力量，引向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免受非马克思主义的污染。这一年张太雷对青年团的工作抓得很紧，他把天津的团组织工作做好详细记录报告中央，并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青年团互通情况交换经验，此时的他常常以“春木”署名向中央递交报告。

　　1922年5月5日团的一大在广州召开，出席的有张太雷、俞秀松、邓中夏、蔡和森等25人，张太雷任大会主席，大会通过了由张太雷等起草的团章、团纲，指出：青年团为代表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团的生命在不停地实际活动之中，而不是坐以论道或空谈之流。张太雷坚持抓住了青年团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方向，从根本上解决了青年团的发展方向问题，为团的思想统一奠定了基础。1924年春，在大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候，张太雷奉调回国接替刘仁静出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不久1925年1月在团的三大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为第一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1925年1月17日他在《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的学生》一文中写道：“只有把青年的一切旧思想和迷信都打破了，才能把我们的革命主义灌输给他们，使他们到革命的旗子下面来”，“只有以各种他们能见到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义，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们的主义”。他的经典论断对于如今的党团青年工作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身中三弹壮烈牺牲

　　大革命后期，党内右倾错误逐渐占据上风，中山舰事件后，一面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反共的步步紧逼，一面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主张继续妥协退让，这使得大革命被推向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作为鲍罗廷翻译和助手的张太雷，与一批共产党人始终不懈地与右倾错误开展着坚决的斗争。他先后就中山舰事件和国民党整理党务案等问题，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在《到底要不要国民党？》一文中，他高呼指“我们决不能一方面看着国民党被人毁坏，而一方面仍旧高喊着‘国民党万岁’！” 有力的启发了一部分党内人士，但由于当时右倾错误始终占据上风，大革命失败渐成定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在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太雷与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任弼时等同志，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毛泽东“迅速进行土地革命、大力组织工农武装”的建议。这次会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大肆逮捕与通缉共产党人，张太雷被列入通缉名单，革命工作被迫转入地下秘密进行。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张太雷受命经香港秘密潜入广州，担任起领导广州起义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重任，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广州，张太雷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深入基层，奔走在街巷里，在船舱内、大桥下向工人群众传达党的决定，部署广州起义的各项工作。组织起一支包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广州赤卫队七个联队以及市郊部分农民武装在内的起义力量。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张太雷与叶挺、恽代英等人主持起义誓师会议，他身穿军装系红领带，在攻占下来的公安局大楼上竖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大旗。起义爆发时正值国民党军主力外调的有利时机，起义部队一度占领了广州城的绝大部分地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维护工农权益的法令。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内通过武装起义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整个起义过程中张太雷不眠不休，坚持在交火第一线主持工作。

　　1927年12月12日是张太雷领导广州起义的第二天，将近三个师的国民党正规军组织起大规模反扑，当天下午张太雷在听闻大北门附近枪声激烈之后就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警卫和司机共四人乘车前往察看。车至惠爱西路，车前突然出现了一群早就埋伏好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人员，他们迅速举枪扫射，张太雷身中三弹，倒在车内牺牲，警卫和司机也当场身亡，同行的纽曼侥幸脱险，事后是他向党组织报告了张太雷生命最后时刻的情形。

　　张太雷牺牲时年仅29岁，他是我党第一个牺牲于战斗火线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在张太雷牺牲之后，广州起义失去指挥，13日参与起义的教导团撤往海陆丰，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作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首次重要探索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这为日后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张太雷牺牲后，他的妻子陆静华独自承担起抚养一子二女的重担，她时时告诫子女要继承父亲的遗志，他的儿子张一阳后来参加了新四军，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敌人在知道他是张太雷的儿子之后威逼利诱他却不为所动，最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张氏一门两代忠烈，可谓可歌可泣。

　　张太雷英勇牺牲的广州城是一座英雄的城市，1911年黄花岗起义中同盟会72名烈士为反抗清政府的统治奋起拼杀，为广州这座城市抛下了革命的火种。1927年由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则是革命精神在广州的又一次发扬光大，张太雷虽然牺牲了，但他矢志革命、不惜灭身的精神为唤起人民的觉醒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太雷牺牲后，国民党把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军士和民众草草投入红花岗等荒地的墓坑中掩埋。张太雷作为一代共产党革命先驱，他的归骨之所如今已经难究其详。但正如毛泽东同志送给毛岸英烈士的唁电所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站在如今广州城的红花岗烈士陵园上，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张太雷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发出的声声呐喊，他的名字与中国革命，与广州城，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党的青年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张太雷燃烧自己年轻的生命铸就了舍生取义的历史丰碑，他的精神与意志永存于浩然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