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志

　　（作者熊志，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资深评论人；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河南三岁女童王凤雅，5月4日因视网膜母细胞瘤离世。5月24日，某公众号发布文章《王凤雅小朋友之死》，指责其母杨美芹利用女儿患病募集善款15万元，却没有将善款用于治疗女儿的疾病，而是用来治疗小儿子的唇裂，“利用小凤雅存活的希望诈骗”。随后，王凤雅家人遭网友声讨。

　　随着专业媒体的介入，王凤雅事件终于真相大白。原本愤怒的人发现，在自媒体和爱心人士“重男轻女”、“诈捐”的故事之外，还有另一个家属视角的版本。在这个版本里，表现不专业、有炒作嫌疑的公益人士，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试图主导王凤雅的救治。这种不尊重受助者、将孩子当行善道具的行为，将王凤雅一家与爱心人士推向对立面。

　　愤怒到报警的微博大V“作家陈岚”发长文道歉，那些曾经笃信父母作恶的声讨者，从愤怒到歉疚的情绪转换，只用了几天时间，这种转换依托于专业媒体的信息披露。但在当初确立愤怒的围观表情时，更多却是源于捕风捉影的信源。《王凤雅小朋友之死》这种来源不够权威，但是足够有冲击性的故事讲述方式，很容易满足人们对那个世界的想象：贪婪、刻薄、重男轻女。那种深入骨髓的偏见，让不少人将他们想要看到的剧情，当做故事的真相。

　　当真相被还原时，我们甚至能够看到，那些试图沉入基层的公益人士，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用居高临下的姿态来行善，然而，不分场合对着孩子拍照，或者哪怕医院和床位没有联系好，先把小凤雅拉到北京再说，或者指责家属放弃渺小的救治机会，本质上也是源于偏见，一种无法做出超乎认知局限决定的农村人，也得按照公益人士的现代慈善逻辑行事的偏见。这种偏见未必有着明确的是非分野，本质上它还是植根于一种裂痕。

　　说到底，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吗？答案多半是否定的。即便是一线的爱心人士，也未必能够深入王凤雅和杨美芹们的文化和传统，在一个逻辑异样的世界里行善，并且去化解受助者的种种认知局限。至少在王凤雅事件中，这种裂痕被公益人士理解为一种不可原谅的触犯，以至于让后者怀疑，“这是一起团伙诈骗”。

　　这两年，“下沉人群”和“五环外人群”成为一个时髦的说法，互联网的产品经理们，靠着这个逻辑打造出快手、拼多多等火爆的产品。但是在媒体层面中，一些经济文化还相对封闭落后的地区仍然很少被真实全面地展示，以至于王凤雅被当做慈善道具，在家属和爱心人士之间被来回撕扯。另一方面，即便是号称专业的讨论社区知乎，在王凤雅事件发酵的最初阶段，笃信父母作恶的讨论也占压倒性优势，这倒是让人想起那句“能让你发现更大的世界的不是知乎，是快手”。

　　在很多时候，声讨者并不是缺少了解真相的信源，而是不愿意去接受一个有违他们世界观且略显粗鄙的乡土风貌。事实上，早在4月中旬，王凤雅风波初期，红星新闻就对事件进行了平衡性的报道，提到爱心人士的做法欠妥、筹款的总额度以及善款的大概去向，不过这样的可靠信源，却淹没在信息不足、观点过剩的自媒体消息中。

　　新闻之所以会反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偏见所辐射出来的道德判断，代替了有关事实和具体细节的讨论。这种道德判断，就像我们在看待贫困人群时，容易提前代入“非蠢即恶”的预设立场，以至于会选择性地过滤掉那些不符合预期的事实，用片段来建构起事件全貌。

　　当然，理解他们不等于默然接受王凤雅的命运，王凤雅家属贻误治疗，是导致小凤雅死亡的主因，这一层事实无法磨灭。只是，这种因信息匮乏导致的某种“无知”，或者说可怜之人身上的“可恨之处”，并非个体的局限，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大面积的困境。讨论王凤雅之死，应该触及到这个层面的反思。而作为一种连接方式，现代慈善受到的挑战在于，如何介入那种可能存在“贪愚私弱”的文化土壤？

　　得益于权威媒体的披露，王凤雅的家属被从爱心人士和愤怒网友的牢笼中解救出来了，但放眼望去，王凤雅以及杨美芹所代表的弱势人群，仍然被困在信息茧房之中。在信息不足和观点过剩的媒体环境下，时刻有着被刻板印象和偏见再度击倒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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