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荣林和王桂芬站在自家的大别墅前。

　　“你问我13个老人住在一起有没有矛盾？当然有啊，你上学的时候不是学过吗：‘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记者拜访朱荣林时，正好是他生病出院后的第一天，79岁的他上世纪60年代从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毕业后，在余杭区瓶窑镇上教了一辈子中学英语，听到一些“too simple”的提问，不由地“吊起了书袋子”。去年5月8日，家住杭州市余杭区长命村的朱荣林和老伴王桂芬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想要出租自家别墅请4至5对老人抱团养老的愿望，没想到一下子竟有100多对老年人响应。

　　1年时间匆匆过去。在朱荣林家的屋檐下，已有两对老人离开，随后有5位老人“补位”。这个目前由13个老人组成的临时家庭，生活仍在矛盾中美好向前。

　　朱荣林的别墅在长命村下辖的自然村港东村，村里只有21户人家，几乎家家姓朱，家家都住别墅，村子临近正在申遗的良渚遗址，还是“美丽乡村”的典型，因此别墅的外面都用崭新的瓷片装饰，柏油马路铺到了每家门口。到了晚上，村里四处都笼罩在路灯柔和的光辉下。

　　患癌后想到抱团养老

　　朱荣林家的三层别墅是2010年时花了200万元盖的，总面积有约500平方米，屋前是一个大院子，屋后有半亩地，用来种韭菜、四季豆、茄子、上海青还有番茄。旁边的鸡棚还养了9只鸡，每天都在菜地后面的树林里走动啄食。屋子西边风景更佳，近处是竹林，远处有群山。

　　朱荣林夫妇有一儿一女，儿子47岁，在证券公司工作，女儿50岁，在杭州某服装城工作。儿女如今每年有数十万元的收入，都有独立的住房。

　　朱荣林从学校退休后，老两口来到杭州城区，住在儿子为他们购买的一幢90平方米的房子里。但“叶落归根”更符合朱荣林的想法，2010年，由儿子出资，朱荣林将原来的朱家老屋拆除，随后在宅基地上盖起了这幢别墅。“当时就想一步到位，每个房间都要有独立卫生间，还要建成欧式风格的。”朱荣林说。

　　“叶落归根”之后，朱荣林就再也不想回城里住了。城里的房子怎么住他都嫌小，整个村都住着叔伯兄弟，也远比住在杭州的钢筋森林里开心。每周日下午，儿子女儿会来别墅里探望父母。

　　2016年，朱荣林罹患膀胱癌，所幸发现得很早，在做完手术后，朱荣林就回了家。但癌症对他的心理打击非常大，朱荣林开始变得有些抑郁。老伴王桂芬都看在眼里，“当时，就感觉他每天躺在沙发里无所事事，你稍微劝劝他，他就会对你发无名火。我们两个老人，吃也吃不了什么东西，每天中午只能包点饺子吃，孤独寂寞，每天大眼瞪小眼。”

　　王桂芬感觉老伴再这样下去不行。正巧，她从报上读到，余杭的张阿姨实践的抱团养老实验失败了，“她是失败了，要不我们家来试试？”王桂芬把报纸递给老伴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点了点头，“多一点人在一起，至少菜也能多吃两道呀。”

　　周末聚会上，二老立刻把抱团养老的想法和子女说，儿女都很支持，他们唯一的要求是，这些来养老的老人最好在周日时回家，把房子腾出来，让朱家人享受天伦之乐。

朱荣林

　　走了两对 无可奈何

　　朱荣林和王桂芬还是先抱着审慎的态度到了张阿姨家，了解她失败的原因。原来，和张阿姨同住的是两位寡居妇女，三个女人要共用一个洗手间，张阿姨还要带她的狗在洗手间里洗澡，“洗手间的问题是矛盾的根源，但我想，归根到底，还是大家不够包容。”

　　朱荣林觉得，自己家中每个房间都有独立卫生间，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于是，老两口在去年5月邀请了当地记者来到家中采访，并提出想要抱团养老的想法。

　　“我们提出来要招4到5对老夫妻，不希望是独居老人，经济上不能太计较，语言方面要多包容，年龄在六七十岁最好，因为我们想轮值烧早饭、买菜，年龄太大或身体不好，走不动路去买菜，就很难办了。”朱荣林说，短短一周内他们就收到了100多对老夫妻的申请，因为规定这些老人周日要回家，他们只能选杭州本地人。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朱荣林、王桂芬还有儿子女儿进行了四五次“面试”，每次都是带着老人们一起去农家乐吃吃饭、聊聊天，吃饭是AA制，下午有空时，就和老人打打麻将，看看“牌品”。

　　几番面试，朱家四人最后在7月份敲定了4对老夫妻来抱团养老。每个房间，朱荣林收1200元至1500元不等的房租，但这些房租全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2000元用来请厨工，2000元用来请园丁修剪院子里的树木和种植屋后的蔬菜，1200元用来请保洁员，每周打扫屋子两次。

　　起先，这幢农家别墅里的生活充满趣意，久居在城市里的老人，在朱家的菜地里摘菜摘瓜，喂鸡喂狗，上午做做菜，下午打打麻将。但正如把《矛盾论》背得滚瓜烂熟的朱荣林说的那样，老人们的“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比如麻将打得不好，该做家务的时候老溜号，吃饭的时候先把好菜夹进碗里……”

　　所幸当初选住客时颇费苦心，大家并没有因为这些小事情闹出大矛盾。但一年时间，还是有两对老人先后离开了。

　　首先离开的是60多岁的徐姓夫妻，原因是家中86岁的老父突发疾病，无人照顾。朱荣林夫妇无奈，只得放行。人老多病，这也给朱荣林和王桂芬提了醒，同居老人中最好能有个医生，这样有人生病了，就能及时进行救治。

　　可没想到，老两口特地找来补位的医生夫妻，住了不到两个月也走了。“男的姓赵，女的姓胡，两人都是75岁，但他们过来住了我们才知道，原来赵医生以前中过风，脑子里还有斑块，左手总是一抖一抖的。”王桂芬回忆，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赵医生没有端稳饭碗，菜撒了一地，就有人嘲笑他，王桂芬瞪了那人一眼。赵胡二人便觉好没意思，上楼休息。

　　此后，时有人私下议论赵医生，就连王桂芬也开始担心，一旦他出现突发状况，他们恐会束手无策，“说到底，这里毕竟是乡下，真要救人还是困难的，那天他们看起来是听到我们的议论了，第二天老两口便结清了房租，去苏州投靠独生女儿去了。”

　　又来了5个住客

　　赵医生走时已到年底，朱荣林夫妇不得不再从那100多对候选夫妻中选人。如今，这幢500平方米的别墅里又多了5个住客：53岁的高阿姨夫妇，67岁的蒋一纯夫妇，还有70岁的独居老人王荷花。

　　53岁的高阿姨已经退休两年了，是这幢别墅中最年轻的住客，面部保养得很好，看不出一丝细纹。她的丈夫63岁，因为朋友的热情邀约，已经开始抱团养老的他，还得回去上班。

　　“我儿子29岁了，就是不想结婚，我们在家里没说上几句就会往结婚上面扯。”高阿姨说，去年她儿子最好的朋友离婚，儿子为了这事受了点刺激，于是高举单身主义大旗，令夫妇二人无可奈何。

　　“反正儿子不想结婚，婆婆也过世了，我整天无所事事，看到报纸上刊登朱老师的事，我就觉得这里不错，反正儿子也巴不得我们走，于是我就报名了。”高阿姨说，儿子不愿意担责任，她也没办法，“我的心很大，他不想结婚那就不结婚呗。”

　　高阿姨评价自己“笑点低”“心很直”，看见不快的事，会“当面现开削”，还说“像我这么想得通的人，很少了”，去年9月，在那对徐姓夫妻走了之后，他们夫妻和那对医生几乎同时住进来。

　　谈到这个13个老人组成的临时家庭，年纪最小的高阿姨说：“这里头性格像林黛玉的人，还真有好几个。作！我不过就事论事，你偏爱往不愉快的地方想，没几句话，就觉得‘这个地方是住不得了’。”

　　“不管好不好，愿意住便住，一切顺其自然吧。”高阿姨说，抱团养老是很好，但她觉得，像朱老师这样，子女愿意理解并肯分享自己别墅的东家，实在太少了。

王荷花

　　唯一的独居者

　　70岁的王荷花是别墅中唯一的独居老人，丈夫在10年前就去世了，她报名时撒谎说是一对夫妻入住，但真见面时，却是她一个人，“后来，朱老师看我心挺诚的，就让我留下来了。”

　　十几年前王荷花就从杭州长运公司退休了，在这家客运公司里，王荷花干过钳工、收发等各类工种。她有一儿一女，现如今外孙13岁，孙子18岁。王荷花原先和女儿一起住，外孙出生时，正好丈夫病重，她无暇照顾，如今孙辈都已上学，子女白天都忙于工作，也让王荷花深感孤独，“我就自个管自个”。

　　王荷花是个闲不住的人，平常都靠炒股打发时间，每天泡在证券公司里，与一帮同道者“谈股论金”，又拜会了几个“名师”，跟着他们炒股。她说，当时她就是在证券公司里翻报纸，才看到朱老师搞抱团养老的消息的，但“要求是招夫妻”，让王荷花只能撒谎，“我就是想要开心热闹啊，不说谎的话，连朱老师的面都见不着。”如今王荷花住在这幢别墅最小的房间，每个月只要交800元。

　　“夫妻尚且吵架，这么多素不相识的人住在一起，肯定会有矛盾，但如果你要我去吵，那是肯定不会的。”对于王荷花来说，朱老师家更像是一个“临时驿站”。早两年，她先后去了富阳的一家养老院考察了三次，但觉得富阳离杭州城区太远。后来，她又向市区的一家公办养老院报名，但名额有限她也无法住进去。

　　王荷花说，她想进养老院，最好是和几个要好的朋友或老同事一起进。“等我找到了，可能就会离开的。”

　　蒋一纯

　　最好有共同经历

　　和别墅中的其他老人相比，67岁的退休纪录片编导蒋一纯更像是个“富贵闲人”。他在杭州城区有两套住房，至今还有横店的朋友请他去饰演一两个角色。儿子的工作很好，每个月都劝老爸出去旅游，他来报销来回路费。

　　“我们家的原则是儿子不管爹，爷也不管孙。”蒋一纯头戴一顶斑点贝壳帽，留着长发，身穿格子衬衫配黑色西装背心，不仔细看，还真有点香港老影星的范儿。原本蒋一纯是和妻子一起来的，但后来丈母娘生了病，妻子便只能回去照顾母亲了。

　　蒋一纯的身体很好，没有三高，会开车，这成了朱老师夫妇看中他的关键。今年1月9日，蒋一纯来到了朱老师家，开始了抱团养老的生活。

　　在共同居住的这半年时间里，蒋一纯发现老人们的很多矛盾都是一些小细节造成的，“我们吃的菜都是厨师做好，放在盘里，我们自己用筷子拣起来吃，我和朱老师还是有点风度的，总是最后一个去夹菜，但真正吃的时候，好菜常都被夹完了。”

　　参加这次抱团养老，蒋一纯似乎更像是来累积养老经验，他觉得抱团养老这样的模式很好，但最好能是有共同经历的人组合在一起抱团：“我是知青，也是老三届的大学生，我想如果未来我们要搞抱团养老，我就想找和我有共同经历的，这样大家相互适应起来会快很多。”

　　记者手记：

　　如何让“三个和尚有水喝”

　　随着越来越多媒体的关注，朱荣林和王桂芬夫妇坦言，他们感到了不小的压力，原本抱团养老是自发性的集体生活，用于排遣老年的孤单寂寞。

　　但朱荣林并不知道他们能坚持多久，毕竟他和老伴的年龄已不小，但要是搞砸了，他又怕被人笑话。

　　朱荣林担忧，这样的“房东+租客”式的抱团养老，并没有太强的复制性，因为像他这样不求回报只求热闹的房东，只怕并不多。通过房屋租赁的方式，“群租”进行抱团养老，其实更符合社会的现实状况。

　　当一大批老人选择抱团养老时，最大的难题是如何避免“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困境。在经验上，朱荣林和王桂芬做的最大贡献就是“立规矩”：老人每天轮流值日买菜、洗菜、洗碗。但缺点在于，满世界找租客，他们难免会看走眼，新人住进来，他们又需要新的适应期。

　　抱团养老不失为养老模式的很好补充，而要保障“三个和尚有水喝”，则需要更好的软硬件配套，以及一个运转流畅、知根知底的老年小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