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尹中卿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省代表团全体会议。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年要实现税收法定，但税收法定并不是简单地把现在的十八个税种条例都变成法律，而是通过税收法定的过程，重构和完善中国的税制体系，建立与高质量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税收体系。

　　他指出，我们现在有六个税种是法定了，但是其中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还需要改革。

　　1 谈GDP目标

　　GDP已不具备高增长条件

　　新京报：今年的GDP预期增长目标6.5%，跟去年的GDP预期增长目标相同，可是去年实际达到了6.9%。今年的GDP预期增长目标为什么不能设定的更高一些？

　　尹中卿：当时讨论今年的GDP预期增长目标时，学界和政府机关内部有四种观点。第一种，希望不要再提经济增长指标了，一些地方都不考核GDP了，中央也可以取消GDP指标；第二种，建议跟2017年的表述相同，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第三种，比照2016年的区间目标的提法，6.5%-7%之间；第四种，还有人提出来既然已经触底了，触底后应该反弹，中国还得有一二十年中高速增长，应该定在7%以上。

　　我当时主张维持2017年的6.5%左右不变，但是不用再提“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因为我们国家已经不具备高增长的条件了，需求结构变化、消费升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金融风险积累、资源环境压力等等，这些客观的条件都制约了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如果定更高的目标，能不能达到？能，但是很勉强，会积累更多矛盾、积累更多风险。

　　新京报：前两天大会一直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你对报告有哪些修改建议？

　　尹中卿：我觉得报告里能不能加上一句话，“形成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的重点任务，十九大确定了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我对指标体系比较重视。指标体系是一个指挥棒，只有提出新的要求，按这个做才能得到落实。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三年，按照《监督法》规定，要进行中期评估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能不能在中期评估阶段，结合我国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进行评估？

　　调整完善现有指标，增加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高质量要求、体现新发展理念特点、反映经济运行质量的指标，比如全要素生产率、自然资源和资产负债表、政府债务率、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收入中位数、收入倍差率等。

　　再有，仅建立指标体系也不行，还应该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统计体系，建立保障高质量发展的绩效评价体系和政绩考核体系。

　　2 谈税收法定

　　税收和非税收入都应该法定

　　新京报：距离2020年实现税收法定，只有两年时间了，接下来的任务是不是很重？

　　尹中卿：税收法定既是税制改革的原则，也是税制改革的根据。税收法定并不是简单地把现在的十八个税种条例都变成法律。应该是通过税收法定的过程，重构和完善中国的税制体系，建立与高质量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税收体系。

　　实现税收法定，不能只搞小税种，也要搞大税种。我们现在有六个税种是法定了，可是，其中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还需要改革，烟草税、船舶吨税都是小税种，增值税、消费税等大税种都没有改。

　　每一部法律进入立法程序之后，至少也要经过1年左右的时间，像增值税，如果2018年不提交审议，2019年再提，那么到2020年法律极有可能出不来。所以税收法定必须加快进度。其实，税收法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非税收入也应该法定。

　　新京报：非税收入包括哪些？

　　尹中卿：向老百姓、企业收的钱，不仅有税，还有费，很多收费在预算里就构成了政府性基金。对于政府来说，收费叫非税收入；对老百姓来说，税也好、费也罢，都要缴钱，都是负担。

　　这么多年来为企业减负，有些税降了，可是费并没有降下来多少。我认为应该加快立法，将非税收入也纳入到法治轨道。税收法定的原则就在于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如果未经本人或代表同意，老百姓的财产或收入所得都不容许任何人征用、征收、侵犯、剥夺。因此，收税也好、收费也好，都要经过法定程序。税收应该法定，非税收入也应该法定。

　　3 谈预算监督

　　预算法实施条例尚未完成修订

　　新京报：今年是新预算法实施的第四个年头，能不能对过去三年来的预算执行情况做一个评价？

　　尹中卿：新预算法为现代预算制度奠定了很好的法治框架，实施三年以来各级政府贯彻落实预算法还是做了大量工作，预算管理有很大进展。不过还是有一个缺憾，预算法实施条例至今没有修改出台。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了预算法，1995年，预算法实施条例就出台了。可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预算法修改，到现在快4年了，预算法实施条例还没完成修订，两年前我提了代表建议，但是迄今还是没有修改出来。

　　新京报：条例修订卡在了哪里？

　　尹中卿：现在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国库是由财政部门管理，还是人民银行“经理”？预算法虽然作出了规定，可是有关部门有不同看法。除此之外，预算法施行还有一些问题。比如部门预算，全口径预算管理应该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但是连续三年，提交人代会审议的只有96个中央部门的预算，而在财政部有单独户头的中央部门有140多个，这其中一些并不是国家保密法规定的应该保密的部门，至今还没有纳入到预算审查体系。

　　另外，政府投资基金也还是很大的问题。这些基金在预算中找不出来。政府投资基金是国有资产，是从财政拿出的钱设立的，所以设立政府投资基金要慎重，运用基金、基金管理要纳入到预算中来，放到明处，接受各级人大的监督。

　　4 谈风险防控

　　风险最终都会反映在金融上

　　新京报：今年元旦刚过，您在一个论坛上说，经济形势好于预期，但是仍有隐患和风险。具体有哪些风险？

　　尹中卿：从十九大到二中全会、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对三大攻坚战作出了部署。三大攻坚战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我认为风险有多个分类，如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养老金支付风险。在金融风险中，又包括流动性膨胀风险、宏观杠杆率过高风险、资金脱实向虚风险、不良资产风险、类金融和非法金融风险等等。

　　新京报：养老金支付的风险有多大？

　　尹中卿：目前，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整体上还有较大结余，但受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部分省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偏低，基金收支平衡压力较大。2017年，有12个省、自治区养老保险金收不抵支，出现当期缺口。其中，有一个省已经耗尽历年结余，年末滚存基金结余为负637亿元，保发放面临困难。另有12个省扣除当年财政补贴收入后收支结余为负，不可持续问题比较突出。

　　讲到这些风险都可以看到，风险面很广，但是风险最终都会反映在金融上。所以我们防风险的底线，就是要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实际上就是避免发生金融危机。因为金融风险是长期病灶，有的隐藏得很深，平常根本看不出来，但是一有风吹草动，一瞬间就可能爆发，一爆发就不可收拾。中央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并且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排在三大攻坚战的第一个，是很重要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