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建楼房,不如多修祠堂)
近年来,每到春节过后都会有种种“返乡见闻”在网络上流传,引起人们对农村状况的关注。对于农村现状,据我观察,人们大致有这么几种态度,一种是被乡愁所缠绕,对儿时田园牧歌景象不再感到失落,为农村原生文化的嬗变或消亡而伤感,隐隐地想要复兴;一种是感叹农村人口流失、经济衰败,亟欲投钱运物振兴之;还有人认为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衰败是正常现象,应该顺其自然。
笔者觉得,当前对农村的认知误区主要有两点,一是主观地夸大农村的“社会保障作用”,一是对必将逝去的东西过于迷恋。在这两种观念推动下的某些措施,既造成了巨大资源浪费,同时,也没能保护好文化传统。
看待农村问题要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经济维度,一个是文化维度。所谓经济维度,就是讲求效率。什么样的机制最有效率?自然是市场主导的机制最有效率。从经济角度看,“三农”问题其实只有农业一个问题,因为农业是一种产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由农业问题衍生而来。农业未来往哪里去,答案应该很简单:从业人数减少、经营规模提高、效率提升。那转移出来的农民往哪里去?自然是往城市去、往非农产业去。
这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答案了,但为什么仍然还有许多纠缠不清的争议呢?一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身份区隔,为了照顾城市人群的利益,农民进城不应该没有门槛;二是在许多人的心灵深处,仍然把农村当作一个缓冲地带,当作社会保障的一种替代。前者主要是通过户籍制度制造种种障碍,不让农民方便地进城;后者主要是限制土地和宅基地自由交易,不让农村人方便地离开。
这制造了很多人道主义问题,如夫妻分居、子女分居,如物质(在城市获得物质)与灵魂(心灵寄托在农村)分离。在所有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一开始都会有这种分离的痛苦,但人为地阻碍要素自由流动,会使分离时间大幅延长。
从效率角度讲,它还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同,这种分离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一种是早期阶段,年轻人在外地城市打工谋取生活费用,老人和孩子生活在农村老家,生活开支之余的建设也是在农村展开,如盖房。另一种是进化到了较高阶段,农村绝大多数人已迁入城市,除了在城市务工经商谋取生活资料以外,子女也进入城市,并且大多在城市购房,拥有了比较稳定的城市生活。第一种情况造成的分离和建设上的浪费,很好理解。但笔者观察到第二种情况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更发人深思。
笔者的家乡正是第二种情况。虽然绝大多数村庄的人都已外迁,但各种“新农村建设”仍一直在进行,除了财政拨款的村庄建设项目,更多的是村民自发建房行为。很多人刚刚费了很大劲在城里买上房,或刚刚还清贷款,又马不停蹄地回到原来生活的村庄起屋建房,据我目测,平均有七、八成的外迁村民已经“复兴”了自己在农村的家,有的村庄接近百分之百地被重建,这些增加了不少GDP的房子,差不多处于完全闲置状态,平均一年难以住上一天。
村民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城市、乡村两头折腾呢?制度安排是重要原因。虽然村民们已星散于附近城市的各个角落,但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仍然是身份证上抹不去的地址,村经济集体成员身份也时刻提醒他们在农村还有一份“产业”,时不时几十、几百元的政府农业补贴,更是让他们意识到了土地的价值,偶尔的农村拆迁也在提醒他们绝不能放弃了那个绝好的“发财”机会,虽然这样的机会非常少。
两头折腾还有文化上的原因。农村是躲避动荡不安时局的最安全地方,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心理仍未消除。“民以食为天,现在大家不种田都去做工,未来会永远有工做吗?”这是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在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他们有种种不适,他们特别怀念当初聚族而居的时光,狭小而稳固的社交和人际关系让他们感到更舒适安心。以祖宗崇拜为核心的宗教,让他们担心如果不盖上房子时间一久就会与祖宗和族人之间失去某种宝贵的联系。老一辈人要叶落归根,只有在家乡才能安然离世。上述这些文化因素也使得一些人“身进城,心难进城”。
笔者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早年通过高考“跳农门”离开农村的少数人与后来通过务工经商方式大规模进城的人,对待农村的态度迥然不同,前者大多不如后者那么眷恋故土。这固然因为前者文化程度较高,在城市适应能力强有关,但与制度安排也脱不了关系。前者落户城市之后,很快得到了“身份”,作为一种象征,其身份证的地址也由“XX乡XX村”变成了“XX区XX路XX号”,其“干部”身份还意味着各种保障和子女入学的便利。与此同时,他失去了农村集体经济成员的身份,名下没有份田,对土地的联系被切断。尽管多年农村生活的经历让他们对农村有所不舍,但他们拥抱城市文明的激情战胜了这种不舍。
其实,那些哀叹农村衰败的“返乡文”大多数是从农村走出的读书人所写,但他们并没有认真地想一想:如果不是一批又一批农村青年先后走向城市,奔向更好的生活,哪有农村的衰败?正像产业升级,马车夫当上了汽车司机后为什么还要为天天见不到自己的马难过呢?当然有的人会说,农村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文明,但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植根于相应产业的。目前这种分离式的城市化既不符合效率,造成了极大的国民财富浪费,也不符合人道主义,令数亿人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理性的人应该认识到,除了少数能发展出支撑性产业或近距离内有提供非农就业机会的村庄会被保留,大多数村庄的衰败乃至最后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没有必要去哀叹,也不必徒然地浪费资源去复兴,这些资源用于村民进城时的各种开支显然能发挥更大作用。
城市化要符合效率原则,首先要允许要素自由流动,消除全体国民的身份区隔,允许宅基地和土地自由交易,同时,也要考虑到文化因素。土地可以转手,宅基地可以复垦,村庄可以消亡,但要想办法减缓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冲击,避免文化断裂,很多复兴的投资其实没有必要,但支持村庄修祠堂、建立宗亲会这种事则必须做。在节约土地的前提下规划家族墓地而不是强行推广公墓,修村史、建博物馆,鼓励建立宗族慈善基金,以使人们分散居住之后仍维系原有精神纽带,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这些措施可以让农民更安心在城里生活,放弃对故土的过度眷恋,以尽快完成心理身份的转换。这样就不会两头折腾,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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