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全区的面积只有3.86平方公里，沿着六边拱形的边界，20几位国际友人和少量的中国同胞，究竟是如何为多达25万难民提供安全庇护的？在这不大的六边拱形区域里，看似平静的外表下，究竟又有着怎样的生死考验呢？

　　这里是宁海路5号，是1937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办公地址。当年，就是这个委员会决定设置25个难民收容所，其中绝大部分位于南京/安全区内。

　　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 武黎嵩：“国际安全区刚刚成立，在1937年12月8日发布了《告南京市民书》，希望南京市民在安全区范围以内以及周边的市民可以到安全区里来避难，国际安全区保护了几十万南京市民，保证了他们的生命安全。”

　　这里是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的故居，当时不少难民都将拉贝的家当作庇护所，这里收留的人也越来越多，500平方米的院子里，来避难的人多达602名。

　　拉贝纪念馆工作人员：拉贝当时在自己的这个小院里，一共收留了600多人，使他们免遭日军的杀害，当时为了防止日军的空袭，拉贝先生还建了一个防空洞，当时拉贝是自己和他的助手，还有一些当时的难民，他们共同搭建的这个防空洞，当时拉贝还规定，老人、孩子、妇女和儿童是优先进入这个防空洞躲避的。当时拉贝还在防空洞上面拉了一幅6米长3米宽的德国社会党党旗，以防止日军的空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拉贝每天都在这栋小楼里写拉贝日记，写他每天的所见所闻，这就是我们后来让世人能看到的，著名的拉贝日记。

　　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到1938年2月23日拉贝离开南京，73天，这样的救助从未间断。拉贝以他莫大的勇气和超常的意志，维护着国际安全区的运行，并以日记的方式忠实记录下南京大屠杀真相，为历史存证。

　　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它的前身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走在幽静安宁的校园里，你难以想象80年前，这里曾挤满了受惊的南京民众。明妮·魏特琳，当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代理校长，也是最早倡议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外国人士。学院里的难民营，曾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女儿童免受日军摧残。

　　距离南京师范大学不远处的另一所学校--金陵中学，是25个难民收容所中救助人数最多的，前后共救助1.5万余名难民，以妇女和儿童为主。

　　记者：“金陵中学现存的古老钟楼，见证了当年那段历史。钟楼下的地下室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庇护所，入口很小，逼仄的楼梯只能容一人上下。地下室的内部，空间也非常局促，我在这儿站都站不直，但就是这小小的一点地方，当年还被分成了大大小小多个房间。”

　　金陵中学校史专家 张铭：“这个地下室作为庇护所，最多的时候藏了七八十个妇女儿童，整整六个星期，吃喝拉撒都在这里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就是在金陵中学难民收容所被保护的。当时，夏淑琴被日本兵捅伤，失血过多的她和妹妹之后被舅舅带到了金陵中学。在这里，夏淑琴遇到了金中老校友许传音。他看到身负重伤的夏淑琴，立即安排人将她送到了鼓楼医院医治。”

　　南京沦陷后，作为一所带有宗教背景的大学医院，鼓楼医院成了唯一一家有能力并有意愿为难民提供救助的医疗机构。在医院的东北角，是三幢建设于清末民初的多层小楼，当年受伤的难民曾经把这里挤得满满当当。

　　鼓楼医院工作人员：“罗伯特·威尔逊是当时南京城里惟一的外科医生，他当时的任务非常繁重。到了12月18日，他每天需要救治的伤员多达150人，半夜中他常常被叫起来，有的时候为了支撑手术完成，他时常往自己的身体里注入激素。”

　　在日军进行大屠杀的黑暗日子里，被威尔逊的手术刀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人不计其数，伍长德、梁庭芳、李秀英等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的重要证人，都是在他的救治下活了下来。

　　血雨腥风中，20多位外籍友人联手成立的南京安全区，为25万中国人撑起了保护伞。80年后，来自各国热爱和平的人们，聚集在南京，重走这段代表着国际和平的"生命线"，感恩当年国际友人的大爱无疆。

　　国际友人约翰·马吉的孙子克里斯·马吉：“寻访徒步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珍惜和平、牢记这段历史，永远不要让人类历史上的悲剧再发生，这是对我的先辈们以及所有逝去者最好的纪念。”

　　南京保卫战老兵陈颐鼎的儿子 陈万中：“我们现在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共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伤痕还在，我们的记忆犹存。”

　　每寻访一处难民收容所旧址，我们的心情就变得愈发沉重。曾经如烟的往事，也在这种寻访中变得日益真切起来。当年安全区友人们的善良之举、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将为世人永远铭记；而战火硝烟给这个城市带来的摧残、伤害将难以磨灭，我们真切希望，悲剧不再重演，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战争，不复再来。

　　(江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记者 尹美又、龚俊杰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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