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中共桃江县委、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通报。 网站截图

　　11月18日，桃江四中教学楼三楼的364班内景，课桌排列拥挤。 新京报记者 高敏 摄

　　11月19日，桃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外景。新京报记者 高敏 摄

　　昨日，中共湖南益阳桃江县委、桃江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通报，对聚集性肺结核公共卫生事件相关责任人采取组织处理措施。

　　中共桃江县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周德生的党组书记、提名免去其局长职务；免去县教育局黄志刚的县教育工委书记、提名免去其局长职务；免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王满云的党组成员、提名免去其副局长职务；提名免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富强的主任职务，建议县直属机关工委免去其县疾控中心党支部书记职务等等；同时建议县教育工委免去杨宇的县第四中学党总支部书记、校长职务。

　　据通报，今年8月以来，桃江县第四中学发现肺结核疫情，至11月17日，已发现肺结核确诊病例29例、疑似病例5例，预防性服药38例。

　　11月20日下午，湖南省卫计委还通报了桃江县另一起肺结核疫情：截至2017年11月19日，共发现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8例肺结核确诊病例。

　　通报称，“桃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桃江县教育局、桃江县职业中专、桃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桃江县第四中学的相关负责人组织防控不力，对桃江县发生的聚集性肺结核公共卫生事件负有责任。”

　　从今年1月起陆续有学生确诊，直至今年8月明确界定为发生“肺结核病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整个过程中，从学生到学校、疾控中心，各方说法不一、真相待解。

　　工人、农民还是学生

　　11月18日，中共湖南益阳桃江县委、桃江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通报，详细说明了桃江四中结核病聚集性疫情的发展过程：“2017年1月24日，1名患者以工人身份在桃江县疾控中心结核门诊确诊为肺结核，接受规范抗结核治疗后治愈出院。2017年2月至7月，先后有5名患者分别以工人、农民身份在桃江县疾控中心确诊为肺结核。”

　　“如果当时学生在开始的时候没有隐瞒身份，那我们可能会采取很多的措施”，桃江县疾控中心主任助理曾胜达18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将此次疫情没有及早发现的一大原因，归结为学生隐瞒身份。

　　1月24日“工人”患者，实际为桃江四中364班学生刘睿（化名）。但是，他向记者否认自己隐瞒身份。“我明确说了自己是学生。然后医生说这个病不要紧，拿了药可以继续读书”，刘睿说，他并不知道自己在疾控中心结核病登记本上的身份是“工人”。

　　记者采访到了4位以工人、农民身份登记的学生的家长，他们都否认了隐瞒身份。

　　2017年6月，364班学生曹峰（化名）以“工人”身份登记。“他问我，我就说了我是桃江四中的。如果我要骗他们说我是工人，那我还干吗让妈妈带着我去呢？”曹峰告诉记者。

　　曹峰先在桃江县医院照了CT，医生说疾控中心拿肺结核的药不要钱，便带着病历去了疾控中心门诊。曹峰的母亲记得，门诊室里共两名医生，给曹峰开X光和药方的是一名40多岁、留着黄色卷发的何姓女医生，另一名则是罗姓男医生。

　　曹峰说，何医生建档时，先问了姓名、年龄、病史等常规问题。接着，在问及自己是干什么的时候，曹峰告诉何医生自己还是学生。

　　2017年5月13日，364班学生孙海（化名）同样被登记为“农民”身份。他告诉记者：“我不太记得医生问了我哪些具体细节，但我能百分之百说，我肯定有跟她讲我是桃江四中364班的学生，而且我去检查的那天，就穿的是校服。”

　　据孙海的描述，为他做身份登记的，同样是门诊室里那名留着黄色卷发的何姓女医生。

　　新京报记者向这位何姓医生求证，对方拒绝了采访。

　　患者身份信息，目前仅有县疾控中心结核病登记本和网上上报系统有记录。对于家长的质疑和否认，曾胜达表示无奈，“原始登记是不可能做假的。至于登记时双方所说的话，并没有证据可以还原。”

　　还有同学表示，他们去长沙检测时，都会使用身份证实名登记，而在桃江县疾控中心做登记时，并没有人要求出示身份证。

　　“你见过17岁就当工人的吗？”曹峰说。对此，曾胜达承认医生存在一定疏忽，“可能医生的事情比较多，问了之后就写下去了。这个我们还是要加强警惕性。”

　　隐瞒病情

　　桃江县疾控中心结核病患者登记本显示，周扬（化名）登记于2016年7月20日，陈瑜（化名）登记于2016年12月31日，登记分类均为“新患者”。他俩其实都是364班学生，登记本上前者身份为学生，后者为农民。

　　2016年六七月间，被同学形容为相貌文弱的男生周扬经常咳嗽。同桌张昕（化名）记得，周扬最开始是感冒，吃了感冒药和止咳糖浆之后依然不见效，检查后便休学了。之后，两人偶尔聊天，周扬告诉张昕“觉得肺都要咳出来了”。

　　多名同班学生对记者回忆，当时私下传闻他得的是肺炎。

　　2016年高一下半学期，班里另一名男生陈瑜也出现经常性咳嗽。一名同学告诉记者：“他期末考试都没考完，就收拾书包说要回家，接着就走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原因。”

　　同学不知情，那么老师呢？陈瑜家长曾明确表示，自己通知了364班班主任易跃新。

　　陈瑜的母亲称，2016年12月陈瑜在长沙住院时，曾通过电话告知班主任，“他问我是什么病，我就告诉他是肺结核。他回答说孩子治病要紧，读书什么时候都行。”

　　班主任易跃新对此表示否认：“她不会跟我说得的是肺结核，我想任何人都知道这个事情，稍有一点常识，都会采取措施。”他认为，“中间肯定是有什么其他部门或人在隐瞒这个事情。”

　　易跃新还说，第1例确诊学生刘睿，其家长4月份发信息为孩子请过假，用的理由是“胃病”。

　　但是，刘睿的母亲向新京报记者否认了这一点。她说，自己4月份从外地回到桃江，将孩子患有肺结核的情况告知了班主任。

　　采访中，有学生承认，自己确实向班主任隐瞒了病情。一位5月13日在县疾控中心登记的同学，5月17日去长沙就医。他自己写了情况说明，签了字，同时附上长沙住院单，以此作为休学依据。但是，在情况说明上，他并未告知学校自己患了肺结核，而是“胃出血”。

　　“因为当时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是个人隐私，我不想告诉别人，怕影响不好，等我病好了再来上学，可能别的同学就会有那种歧视感。”该同学坦承，他直到8月份得知班里出现了好几个病例时，才打电话告知了班主任实情。

　　“家长告诉学校的话，是要休学的，而且这是隐私，他们也不愿意告诉别人，所以他们都以其他理由向老师请假。”桃江四中校长杨宇说。他曾向记者出示了一个家长向班主任请假的聊天记录截图，确实显示有“XX同学下午肚子一直疼得厉害，我想下午请假带她去医院”。

　　11月18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杨宇表示，“学校在8月3日才知道有学生感染了肺结核。”

　　班主任易跃新也告诉记者，自己是在8月2日得知班中出现了肺结核。

　　在7月至8月间，易跃新发现连续有三个学生家长以“肺炎”的名义向他请假。他开始联想到肺炎是否有传染性，上网查资料后，知道肺炎并不具传染性。

　　于是，他又反问8月2日请假学生的家长，“我说你应该不是肺炎吧，他后来告诉我实话了，得结核了，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们学校领导。”

　　易跃新说，自己将此事告诉了校长。8月3日，县教育局儿少所的人将县疾控中心核实到的情况发给了校长杨宇，学校由此得知实情。

　　疑似与确诊

　　记者从疾控中心结核病患者登记本上看到，在2016年7月20日，周扬便登记为“学生”。

　　对这份登记本，中国防痨协会学校与儿童结核病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呼吸结核科主任卢水华解读，表上登记的是放射性结果（CT、胸片），结果为继发性结核病，但是，因为登记表上还缺少痰检查的结果，所以无法确诊肺结核，“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此学生至少是疑似病例”。

　　《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2017版》中提到，“对发现的疑似肺结核病例，体检机构要及时反馈给学校，由学校告知学生（或家长）到当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检查确诊并跟踪了解诊断结果。”

　　卢水华认为，一般应由医院、疾控中心等医疗机构告知学校。

　　然而，桃江四中校长杨宇、班主任易跃新均表示，对于周扬2016年得病并不知情。

　　对于周扬病例，县疾控中心主任助理曾胜达表示，暂未掌握到这个情况。他说，县疾控中心并不直接与学校对接，而是通知了对接机构桃江县教育局儿少所，再由儿少所通知学校。

　　桃江县疾控中心通知教育部门，是在2017年7月底8月初。

　　曾胜达说，桃江县疾控中心在2017年7月26日发现一个拿药的患者与两个复查的患者在疾控中心偶然相遇聊天，才开始怀疑他们是学生的。

　　“听他们谈的那些事情，我一听就不太对劲，全部是学校的事情。然后一问，他们首先是否认，后来一名同学比较老实，所以我们才大概掌握这个学校有学生得结核病了”，曾胜达说。

　　曾胜达告诉记者，疾控中心又花了一两天时间，通过网上上报系统进行了进一步交叉证实，将焦点锁定于桃江四中。7月底最后一个周末过后，县疾控中心向县卫计局汇报情况，并在当日与教育局分管领导通电话。

　　8月4日，几个部门开了关于桃江四中肺结核疫情的碰头会，曾胜达在会上通报了当时发现的情况，“1-7月共计发现6例，首发病例在1月24日。”会上决定开始全面筛查和公布，并进行防控工作，疾控中心接下来的任务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官方通报显示，8月10日至19日，桃江县疾控中心对该校全体学生及部分教师、家长共2942人进行结核抗体筛查，发现91个抗体检测阳性。

　　“结核抗体筛查不是一个标准化的规范，结核抗体的敏感性和检测率都不好，他们这么做显然是不规范的。”卢水华说，目前结核抗体是结合血清学检查指标，这一指标有很高的假阳性和假阴性，并不能用作结核病的诊断。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1年向各成员国正式公告，并不推荐这项检查用作结核病的诊断。

　　2017年最新版《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也提出，筛查时对15岁及以上的密切接触者，必须同时进行症状筛查、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和胸部X光片检查，以便早期发现感染者和肺结核患者。

　　“应该直接做结核菌素皮肤试验（PPD试验），而不是先做抗体结核筛查。结核菌素皮肤试验（PPD试验）、伽马干扰素释放试验都是金标准，”卢水华表示，“不过这些都太贵，可能基层的县级医院没有能力去开展。”

　　曾胜达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种检查查不起，“查一次要六百多”。

　　据官方通报，8月27日至31日，桃江县疾控中心对该校师生进行PPD筛查，并对PPD复查呈阳性的师生开展CT和痰涂片检查。

　　总共4轮筛查，至2017年11月16日，共发现29例肺结核确诊病例和5例疑似病例，38名学生预防性服药。此外，官方称，因结核杆菌有较长时间的潜伏期，疾控部门将严密监测、持续追踪。

　　预防与检查

　　为什么一个班会出现如此多的病例，曾胜达总结称，客观原因是364班学生确实比较多，“人越多，得病的肯定就越多。”

　　疫情暴发之前，364班的教室确实拥挤。50多平米的教室中，容纳了中间五列，左右各三列，每列10个座位，班主任易跃新从最后一排经过时，需要侧身挤过。高一时学生最多，有100多人，此后通过每次期末考试的成绩筛选流动，后稳定在89人。

　　曾胜达还分析，“他们条件比较好，一个教室里装了4台空调，肯定不通风。”学生也告诉记者，教室在冬夏都开着空调，很少开窗透气。

　　曾胜达认为，新生入学体检也是及早发现结核病疫情的重要方式。

　　2017年最新版《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中，常规预防控制措施的第一条规定，学校按有关规定将结核病检查项目作为新生入学体检和教职员工常规体检的必查项目。

　　364班多名同学向记者回忆，2015年入学体检时，学校只简单检查了身高体重等，并没有结核检查。

　　记者就此向校长杨宇求证，对方称自己2016年才来四中任职，对此并不知情。

　　曾胜达反思道，在学校中，关于肺结核知识的宣传和普及需要加大，并认真落实，“让所有的学生对结核病有全面的、科学的了解，让他们知道结核病是怎么回事。”

　　上述学生告诉记者，此次疫情在8月暴发前，从未接受过相关宣传，“我在这之前都不知道什么是肺结核。”直到8月20日之后，学校才请桃江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来校做了相关知识宣传。

　　作为校长，杨宇此前也对结核病所知不多。“我才知道，结核病菌有60%的人携带，携带的意思是我们可能都有，当身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会暴发。我也是这次普及了很多知识，我原来只知道肺结核是传染病，但不知道肺结核有这么多的存在。”

　　“这件事我也非常心痛。一个没准备的人肯定是要打败仗的。我们没想过这个肺结核有这么大的疫情，心理上麻痹大意是肯定的。”班主任易跃新告诉记者，事发后，他正在尽全力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蔓延。

　　“我很担心”，卢水华说，结核病的督导治疗是需要“送药到户、看服到口”的，此次事件可以看出湖南桃江的肺结核督导治疗根本没有落实，这样治疗效果也不好，“这次事件暴露出来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管理不严格，比如管理、学校和疾控部门的细节问题。”

　　目前，在国家和湖南省、益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指导下，桃江县聚集性肺结核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工作仍在进行。桃江县委、县政府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治疗被感染学生，确保尽快恢复健康；严密监测和筛查接触人群，抓好防控管理；及时向社会公布疫情动态和处置情况，加大结核病预防科普宣传力度。

　　中共桃江县委常委会决定

　　免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周德生的党组书记、提名免去其局长职务

　　免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王满云的党组成员、提名免去其副局长职务

　　免去县教育局黄志刚的县教育工委书记、提名免去其局长职务

　　免去县教育局符祝英的县教育工委委员、提名免去其副局长职务

　　免去戴次波的县教育工委副书记、提名免去其县人民政府主任督学职务（县职业中专学校原党委书记、校长）

　　提名免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富强的主任职务，建议县直属机关工委免去其县疾控中心党支部书记职务

　　建议县教育工委免去杨宇的县第四中学党总支部书记、校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