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青

　　（作者马青，“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南京广播电视集团首席主持人；本文系作者为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11月19日，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在一具遗体上成功实施，手术地点是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教授参与指导，一时间争议声四起。

　　此次换头算不算“手术”、算不算“成功”的争论相对专业，一般吃瓜群众能说上两句的，是关于伦理。比如，换了头的“我”到底是谁？

　　“我”之所以为“我”，是因为独一无二的经历和记忆。设想一下，假如张三失去了自己的记忆，现在把李四的记忆给他，那么，张三只可能认为自己是李四。但大脑并非人体的全部。当甲的头接上乙的身体，大脑认为自己是甲，但发现各种身体特征都是乙的。如果生了孩子，孩子继承的遗传基因也是乙的，请问，甲和乙什么关系？甲的孩子和乙的父母是什么关系？

　　网友们的担忧不止于此。更多人担心继偷肾后，会被直接砍头偷身体。也有部分人担心换头术的出现，会让有钱人永生。因为身体机能衰老后，直接换个身体就好。

　　我个人觉得，这些担忧都太杞人忧天。如果换头手术成功，就担心会被砍头偷身体，那么，自从从人类有了器官移植手术后，就该人人自危了。我们都知道，多少人在排队等着换肝换肾换心脏换眼角膜，那是不是我们都要害怕被人偷肝、偷肾、偷心脏、偷眼角膜、偷偷绑上手术台被人抽骨髓？再退一万步说，即使有这样的风险，器官移植已实现了几十年，早已是被人接受的重要医疗技术，相关的法律、管理、系统都日渐完善，换头又有什么好担心的？至于说有钱人可以永生，说的好像人的大脑就可以永不衰竭似的。

　　这些恐惧心理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可以理解。就像任晓平在接受采访时说的，“1953年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当时学术界、社会上都批评不应该做，人应该正常死亡，旁人不能改变这个历程。第一例心脏移植也如此，甚至都有民众递诉状，认为医生不合理、不合法、大逆不道。”今天的我们对未来感到恐惧，就像昨天的前人无法理解今天的我们。

　　试管婴儿发明之初，爱德华兹教授就曾倍受压力，他被称为“纲常伦理的叛逆者”。1971年，在一场有关生物医学道德规范的研讨会上，“DNA之父”詹姆斯·沃森就曾对爱德华兹教授的研究大加指责，称其研究体外受精使屠杀婴儿成为必要。但最终，1978年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爱德华兹教授也获得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我想，如果我们穿越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可能也会对试管婴儿的设想感到恐慌。那时对爱德华兹教授的批评，不见得比今天对换头手术的批评少。

　　克隆技术也是如此。1997年克隆羊多莉诞生，有多少人害怕克隆带给人类社会颠覆性的伤害，但现在距离多莉诞生过去已有20年，危害却并没有出现。克隆技术依然在争议声中发展，科研人员还在克隆各种不同的动物，甚至商业领域都开始利用克隆技术，比如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正在克隆奶牛。他们的理由是：“克隆是一种极好的技术，可以帮助濒危物种促进疾病抵抗，甚至可增加牛奶产量。”英国一对夫妇则委托一家韩国公司克隆了他们死去的爱犬。而就是今年10月的新闻，一家叫博雅秀岩的公司和北京观赏动物医院开展宠物克隆合作，据说，这家公司截至2016年底已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1200多只克隆犬，并于2013年成功用犬代孕，异种克隆并恢复在2008年已经灭绝的韩国郊狼。

　　固然，“人类克隆”仍然是克隆议题中的禁区，但今天再谈克隆技术的时候，科学界和商业领域已经不再避讳它广泛的应用前景——培育优良畜种和生产实验动物，生产转基因动物，生产人胚胎干细胞用于细胞和组织替代疗法，以及复制濒危的动物物种，保存和传播动物物种资源。克隆技术还被认为可以用来治疗糖尿病、中风、癌症、艾滋病、心脏病以及诸如帕金森综合征等精神疾病，并极大改变现有的器官移植理论和治疗手段，给人类带来福音。今天，普通人谈论克隆技术的时候，也不再像20年前那么恐慌。

　　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新技术新事物刚出现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个反对、担忧、有选择接受、改进再接受的过程。如果我们穿越到未来，站在二十年后再回看今天，会不会也觉得今天关于换头手术的争议，有些太小题大做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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