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青
(作者马青,“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南京广播电视集团首席主持人;本文系作者为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11月19日,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在一具遗体上成功实施,手术地点是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教授参与指导,一时间争议声四起。
此次换头算不算“手术”、算不算“成功”的争论相对专业,一般吃瓜群众能说上两句的,是关于伦理。比如,换了头的“我”到底是谁?
“我”之所以为“我”,是因为独一无二的经历和记忆。设想一下,假如张三失去了自己的记忆,现在把李四的记忆给他,那么,张三只可能认为自己是李四。但大脑并非人体的全部。当甲的头接上乙的身体,大脑认为自己是甲,但发现各种身体特征都是乙的。如果生了孩子,孩子继承的遗传基因也是乙的,请问,甲和乙什么关系?甲的孩子和乙的父母是什么关系?
网友们的担忧不止于此。更多人担心继偷肾后,会被直接砍头偷身体。也有部分人担心换头术的出现,会让有钱人永生。因为身体机能衰老后,直接换个身体就好。
我个人觉得,这些担忧都太杞人忧天。如果换头手术成功,就担心会被砍头偷身体,那么,自从从人类有了器官移植手术后,就该人人自危了。我们都知道,多少人在排队等着换肝换肾换心脏换眼角膜,那是不是我们都要害怕被人偷肝、偷肾、偷心脏、偷眼角膜、偷偷绑上手术台被人抽骨髓?再退一万步说,即使有这样的风险,器官移植已实现了几十年,早已是被人接受的重要医疗技术,相关的法律、管理、系统都日渐完善,换头又有什么好担心的?至于说有钱人可以永生,说的好像人的大脑就可以永不衰竭似的。
这些恐惧心理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可以理解。就像任晓平在接受采访时说的,“1953年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当时学术界、社会上都批评不应该做,人应该正常死亡,旁人不能改变这个历程。第一例心脏移植也如此,甚至都有民众递诉状,认为医生不合理、不合法、大逆不道。”今天的我们对未来感到恐惧,就像昨天的前人无法理解今天的我们。
试管婴儿发明之初,爱德华兹教授就曾倍受压力,他被称为“纲常伦理的叛逆者”。1971年,在一场有关生物医学道德规范的研讨会上,“DNA之父”詹姆斯·沃森就曾对爱德华兹教授的研究大加指责,称其研究体外受精使屠杀婴儿成为必要。但最终,1978年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爱德华兹教授也获得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我想,如果我们穿越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可能也会对试管婴儿的设想感到恐慌。那时对爱德华兹教授的批评,不见得比今天对换头手术的批评少。
克隆技术也是如此。1997年克隆羊多莉诞生,有多少人害怕克隆带给人类社会颠覆性的伤害,但现在距离多莉诞生过去已有20年,危害却并没有出现。克隆技术依然在争议声中发展,科研人员还在克隆各种不同的动物,甚至商业领域都开始利用克隆技术,比如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正在克隆奶牛。他们的理由是:“克隆是一种极好的技术,可以帮助濒危物种促进疾病抵抗,甚至可增加牛奶产量。”英国一对夫妇则委托一家韩国公司克隆了他们死去的爱犬。而就是今年10月的新闻,一家叫博雅秀岩的公司和北京观赏动物医院开展宠物克隆合作,据说,这家公司截至2016年底已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1200多只克隆犬,并于2013年成功用犬代孕,异种克隆并恢复在2008年已经灭绝的韩国郊狼。
固然,“人类克隆”仍然是克隆议题中的禁区,但今天再谈克隆技术的时候,科学界和商业领域已经不再避讳它广泛的应用前景——培育优良畜种和生产实验动物,生产转基因动物,生产人胚胎干细胞用于细胞和组织替代疗法,以及复制濒危的动物物种,保存和传播动物物种资源。克隆技术还被认为可以用来治疗糖尿病、中风、癌症、艾滋病、心脏病以及诸如帕金森综合征等精神疾病,并极大改变现有的器官移植理论和治疗手段,给人类带来福音。今天,普通人谈论克隆技术的时候,也不再像20年前那么恐慌。
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新技术新事物刚出现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个反对、担忧、有选择接受、改进再接受的过程。如果我们穿越到未来,站在二十年后再回看今天,会不会也觉得今天关于换头手术的争议,有些太小题大做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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