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耷子

　　（作者耷子，“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影评人，执行制片，江苏省电影电视评论学会理事；本文系作者为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东方快车谋杀案》是世界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传世经典，影史上有诸多版本呈现，其中以1974年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版本最为著名。演员出身的英国导演肯尼斯·布拉纳在拍摄这部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时，显然积攒起了滔天野心：一方面，充足的拍摄资金让车厢内外的复杂景观得以完美呈现；另一方面，众多演技过硬的演员都主动“上车”，这对导演来说是最大的幸运。

　　然而，越优质的条件往往越容易让导演迷失创作方向，尤其是布拉纳这种“戏痴”，恨不能让自己扮演的大侦探波洛撑满每个角落，于是当12位乘客在片尾随着列车渐渐远去时，你会发现——他们好像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肯尼思·布拉纳饰侦探赫丘里·波洛）

　　《东方快车谋杀案》讲述了一个典型的“暴风雪山庄式”悬疑故事。莎婆对每个角色都施予了充足的人性厚度，使得它比普通本格派推理作品技高一筹。大侦探波洛作为事件的见证者和调查者，其最大功能其实是串联起12位乘客背后的故事。在1974年版中，波洛是一位幽默中稍带刻薄的侦探，他每一次发现破绽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调节气氛，乘客们欲言又止的慌张被一点点泄露出来，而当真相来临时，每一位乘客的动机都令人信服，并留有回味和感动。在新版中，乘客们的角色吸引力竟然集体消失。任凭导演用多么漫长而炫酷的拖轨镜头去展现群戏画面，乘客的人物脉络始终无法突显，观众很难对乘客产生真正的牵挂，只看到波洛不断见证和标榜自己的成长：“通过这个案子我明白了……”——这句式还能更荒谬一点吗？

（1974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剧照）

　　影片从第一个场景开始，就在为波洛定调：一个不折不扣的细节控，无法容忍两颗鸡蛋的高度有偏差，不能容忍别人的领带歪掉。波洛对别人说，他对事物的判断标准则是非黑即白，绝不可能出现“灰色地带”。问题是，这种总结式的台词冒出来，随后的故事发展便少了一股劲道，即便是不曾看过这个故事的人都会猜到：这是一个关于道德和法律困境的故事。更令人费解的是，两位乘客在上车前就泄露了“计划”，之后还让波洛去追问为什么——这摆明了是要拖悬疑的后腿。在列车因雪崩而脱轨的这段时间内，波洛的分组调查和推理过程并未做到环环相扣、酣畅淋漓，即便布拉纳硬加了一场动作戏也于事无补。

　　影片的另一大硬伤是多数乘客的表演非常模式化，缺乏心理层次。

　　以公主一角为例，在1974版中，温蒂·希勒扮演的公主孤僻傲慢，始终坚守秘密，最终因一次“口误”而丢盔卸甲，在本片中，朱迪·丹茨拥有和希勒同样强大的气场，但导演根本没有给她任何施展空间，她与随身女仆的泄底似乎不费周折。这一硬伤不断恶化的结果，便是布拉纳在两场重头戏上的彻底崩塌。

　　一是那场还原凶案发生现场的重头戏，变成了不足一分钟的MV，使得1974版中那种极具仪式感的恐怖效果荡然无存，更不用说不同角色在下刀前所展现出来的迥然不同的微妙表情；二是布拉纳以创新的名义，将最后的“波洛解密”段落搬到了车厢外，12位乘客在山洞洞口坐成一排，形似《最后的晚餐》。这个所谓的创意带来的结果是：除了米歇尔·菲弗终于释放出了憋了太久的演技之外，其余的人都成了背景版，每个人的动机都在波洛匆忙的解释之后划休止符。这种只能让导演自嗨的群戏效果，我们在《金陵十三钗》里也见到过。

（在剧中饰演赫伯德夫人的米歇尔·菲佛）

　　肯尼斯·布拉纳是一位具有英国皇家气质的电影人，但《东方快车谋杀案》典雅厚重又不失华丽的场景、举止优雅的人物质感，并没有为故事加分，也浪费了一大票演技派明星。剧本在尊重原著和画蛇添足上都花费了不少功夫，却没有给演员带来充足的发挥空间，再也没有一个像1974年版本中英格丽·褒曼的角色出现。当布拉纳在影片结尾处心积虑地为《尼罗河上的惨案》做引子时，却忘了在后期制作时拿出像波洛那样的认真态度——当你看着所有人在冰天雪地里讲话都没有“白气”时，是要忍不住笑出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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