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三喜　

　　（作者杨三喜，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青年时事评论员；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台湾女作家林奕含自杀的新闻在此岸引发了连锁反应。一名曾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女生“阿廖沙”在朋友圈公开自己遭到班主任的父亲性侵的往事。

　　阿廖沙称，2011年9月，她的大学老师将她介绍给一位摄协的老前辈认识，老前辈邀请她去他家，对她进行了性侵，而这位前辈就是阿廖沙大学班主任朱炯的父亲。

　　遭性侵后，她展现出“维权和讨要公平的姿态”，却引起了系里对她的打击报复：“班主任任教的课都是59分”，系主任则对她进行抹黑、打击，并因之无法正常毕业，直到最近她才终于拿到结业证。

　　对此，系主任则回应这是在“炒作”，北京电影学院官方微博在当天中午11点33分回应，称“不存在她说的情况”。不过，微博随后被秒删，下午3点学校官微再度回应时，表示对此事高度重视，将展开认真调查。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不能听信一面之词。不过，阿廖沙的朋友圈截图被转发到微博之后，被转发3万多次，有1万多条评论，一些知情者对事件进行了补充，从侧面证实了阿廖莎所揭露的事实。还有一些网友则在评论中表示自己所在的学校也有教师利用职务之便骚扰乃至于性侵学生的行为。

　　事实上，公开报道的女大学生被教师性骚扰乃至于性侵害事件已有不少。2014年，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就爆出多名女学生受导师吴春明长期猥亵诱奸的新闻。学校调查后证实，吴春明利用师生关系对女研究生性骚扰、与女研究生发生性关系。之后，厦门大学对吴春明进行了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的处分。

　　不过，公开的报道仍属于少数。更多的女大学生在遭遇性骚扰或性侵后，选择了隐忍。由于老师对学生的成绩、论文、毕业、保研等重大问题掌握了生杀予夺的、近乎不受监督的权力，在受到侵害之后，学生往往不得不以沉默换取平安。阿廖沙讲述的一个细节尤其让人心酸，遭性侵之后，父亲仍然给班主任发短信拜年，就是因为害怕系里的老师再对她不利。

　　女大学生遭遇性侵恐怕只是师生不正常关系中的一种。更常见的比如，一些学生长期沦为导师的打工仔。2016年1月，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蒋某因为长期遭受导师张代远的压力，毕业论文无法通过，被建议退学，而跳楼自杀。张代远之所以这样对蒋某，则是因为蒋某没有上交实习工资，“坏了规矩”。张代远曾经的学生纷纷揭露，张代远劣迹斑斑，要求学生上缴实习工资、强行收取学生的版面费、对学生进行精神侮辱、对学生提出无理要求甚至性骚扰……

　　从2003年到2016年，张代远带了十多届研究生，但他的学生却对其种种劣行保持了沉默。即便曾有学生向学校反映。得到的回应也不过是一个“忍”字。直到终于有人忍无可忍，选择以自杀这一悲壮又激烈的方式进行控诉。

　　校园是一个半封闭的场域，而师生关系又是一种半私密的关系，权威型关系是师生关系模式之一，在这种模式中，教师掌握着各类权力，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学生没有多少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老师如果品行恶劣，师生关系便可能发生扭曲，学生权益就将受到损害。

　　校园内并没有实质性地能够维护学生正当权益的自治组织，学生维权只好通过学校，找上级领导。但是高校普遍缺乏顺畅的维权机制，能否解决问题取决于领导的个人意志。一些学校对学生的投诉、举报常常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敷衍，更有甚至采取包庇、纵容乃至于沆瀣一气的态度。学生维权无果，最后只能忍——这更是加剧了师生关系的扭曲，使得一些老师更加有恃无恐。现实中，往往只有把事情闹大，学校才会迫于舆论压力予以重视。

　　改变这种畸形的师生关系，需要建立畅通的维权机制，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学生的权益保护问题，对教师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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