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祖纪妍

　　（作者祖纪妍，“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青年戏剧导演，影评人；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香港电影《一念无明》，乍一看很像《海边的曼彻斯特》。很丧，而且丧得一脸无辜、理直气壮。上映第一天，周五，上午，偌大的电影院，只有我一个人，坐在最中间的位置，哭得肆无忌惮。

　　我以前一直觉得余文乐是香港中生代偶像派的代表人物，演乞丐也能帅出花的那种。但这一次，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躁郁症患者。都说香港是最大的离岛，港片最善于关注社会边缘群体，香港影人总是能够在一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主题中叩问自我的身份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该如何选择？

　　正如影片所说，躁郁症是一种非常“两极”的情绪问题，当病人状况很好的时候会很自信很兴奋，可一旦陷入抑郁，就会立刻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一念无明》这部电影，着重表达的也是一种关于“两极”的矛盾。

　　躁郁症患者阿东与父亲代表各自代表“两极”的一端，面对沉重的家庭责任，应该如何去选择？阿东选择了自我风险，辞去投行的工作，回家照顾病重的母亲；而父亲却选择了自我放逐，在香港与大陆之间开长途货车，美其名曰可以挣更多的钱，但比起承担这更像是逃避责任。

　　由金燕玲饰演的母亲身上，也存在充满矛盾的两极。出身名门的她一心像嫁个好老公，尽享荣华，没想到却沉沦在香港的小市民阶层无法自拔，所以她痛恨丈夫、痛恨身边的大儿子阿东，唯一心爱的小儿子阿俊却远在美国，无法给她任何慰藉，于是她折磨阿东，直接造成了阿东的情绪疾病和最后的家庭悲剧。

　　归根结底，《一念无明》中导致这些无辜的、善良的、好像也很有责任感的小人物生活痛苦的原因，是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阶层固化，是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在这样一个变化迅猛、金钱至上的社会中，你只有两个非常极端的选择，要么就是无限努力地向上爬，就像影片中从未出场的二儿子阿俊一样，走上资本食物链的顶端，过上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但为之付出的代价就是抛弃亲情的温暖和责任，让自己越来越接近一枚冰冷的商业社会的螺丝钉。要么，就是像阿东一样“沉沦”，“不去装好人”，留在需要自己的家人身边，承担为人子、为人夫应尽的责任，渐渐被传统的家庭观念所束缚，蜗居、无业、被人瞧不起，甚至情绪崩溃走向毁灭……

　　阿东父子的隔壁邻居，是这条线索上很好的复调。一个没有香港身份的妈妈，努力抚养一个没有大陆户口的儿子。儿子的爱好是依靠自己的双手种花，而妈妈却希望他好好学习，以后找一个可以“让钱生钱的工作”，因为在她的价值观里，所有靠双手劳动挣钱的人都是没有出息的人。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非常具有深意，小男孩一个人抱着一盆植物，坐在阳台上小声地念叨：“向上流动，向上流动就可以不住在这里……”向上流动，突破原生家庭的阶层，已经成为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他们希望孩子能过上有钱有房的好日子，但却可能还未意识到这种挣扎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影片中的“两极”对立还有很多，躁与郁，富有与贫困，梦想与现实，家庭与工作，上层阶级与贫民窟，精神病人与正常人，社会机构与个人，农业与商业，乃至生与死……尽管导演在结尾处给了阿东父子矛盾一种理想化的解决，但大部分的“两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是一个社会向前发展所必须的代价。可是“发展”真的那么重要吗？

　　阿东的前女友Jenny后来信仰了基督教，教会生活也是香港文化的重要一环。越是高节奏的生活，反而越需要信仰的力量。也许，基督教中的天堂和地狱就是最极端的两极，而连接着这“两极”的叫炼狱，恰恰就是属于我们的、纠结的人间。生活也许很丧，但是再丧的生活，也总有那么一丝值得活下去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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