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耕身

　　（作者杨耕身，荔枝新闻特邀评论员，资深媒体人；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为什么别人都有好的家庭？我没有！”“我死了……为家庭减轻负担，为他们（省）下一笔钱……”这是云南镇雄少年小龙留在世间最后的话语。1月27日除夕之夜，这个年仅15岁的留守少年没有去看满天璀璨的烟火，也没有跟家人互诉衷肠话新年，而是决绝地喝农药自杀了。

　　据悉，因迫于生计，小龙的父母常年在昆明务工，却发展得很不好，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小龙的父亲付先生心情不好，不仅无暇过问小龙的学习生活，还常把自己的怒火撒在小龙身上。就这样，由于父子之间长期缺乏沟通交流，加上小龙性格比较孤僻，自尊心和逆反心较强，致使父子关系一直很紧张，经常吵吵闹闹的，却始终没想到小龙会去喝农药自杀。

　　这样的新闻事实，连复述一次都让人痛不可止。我们都曾经以为，与父母的骨肉分离，是留守儿童问题的渊薮，但在小龙之死的事件中，真正出人意料的是，他恰恰是死于与父母难得的一次聚首之时。

　　我不想对正处于悲伤中的小龙父亲说些什么。但毫无疑问的是，“今天我们怎样做父亲”，一直是这个民族要面对的考题之一。而父亲素质又何尝不与经济社会息息相关？

　　除此之外，留守儿童问题之所以复杂深重，其原因就在于它所面对的是每一个具体的、敏感的个体与心灵。然而一直以来，我们是不是总以简单的办法来面对这样一个群体的问题？

　　比如，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论留守儿童的问题时，是不是仅仅出于预防犯罪的目的？我不能确定。但在去年11月，我国民政部修改“留守儿童”的定义时，所依据正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之前的“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不满十八周岁”，改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

　　我们不应当仅仅为了预防犯罪才关心留守儿童。中国留守儿童问题中，成为受伤害者比成为罪犯的问题要大得多，也重得多。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研发现，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内遭遇过意外伤害。43.8%的留守儿童对学习不感兴趣，49.4%经常没完成作业。那么，他们是否得到了适当的帮助？

　　定义的改变使得“留守儿童”的数量由原来的6102万，锐减为现在的902万。但现在看来，即使是符合留守儿童条件的小龙，也并没有得到更好的关爱。

　　邻居都知道付先生经常打骂小龙，这是否涉嫌家暴？小龙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学校是否知道？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当小龙被打骂或心理出现问题时，有没有地方可以求助？更重要的是，小龙的父亲付先生有没有机会学到：该怎样和孩子相处？

　　我能想像，当我这样提问的时候，一定会有许多人会指责以不了解国情，或求全责备。这恰恰是更大的问题所在。试问，如果可以抛开任何一个个体，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关爱留守儿童？

　　不让一个孩子成为罪犯，这仅仅是最低的要求。可以想象，假如小龙没有自杀，而是在孤僻和打骂中长大成人，建立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了，他有爱自己孩子的能力吗？他会懂得怎样做爸爸吗？他的下一代又能健康成长吗？恐怕很难。

　　事实上，有关部门对于如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早就提出了措施，去年年初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就提到：

　　“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疑似遭受意外伤害或不法侵害等情况的，应当在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

　　“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多帮扶支持。各地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其监护照料未成年子女创造更好条件……

　　“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处境、监护情况、身心健康状况等进行调查评估，有针对性地安排监护指导、医疗救治、心理疏导、行为矫治、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专业服务。”

　　一年过去了，这些意见执行得怎么样了？至少在小龙身上，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改变。

　　而在小龙之前，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在这个国度已经迁延数十年，很多的小龙都非正常死亡掉了，但留守儿童问题依然作为问题在存在着。

　　1991年，中国签署《儿童权利公约》。公约明确，儿童“享有拥有家庭的权利”、“与家人团聚的权利”、“有权受到父母良好的照料”。这表明，留守儿童从来不是一个可以放任的问题。

　　无论如何，留守儿童问题不会自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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