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思想很新，常对我们宣传白话文。‘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民众已经慢慢开始接受一些现代化的思想。”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老人觉得许多事今天讲来很有趣味，“我上学的时候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当时提倡国语，可是没有人讲国语，老师教书都是用方言；第二，当时已经提倡白话文，老师也提倡，可上课学的都是古文，写文章一定要写古文，儿女给父母写信一定要写文言，写白话文在那时是大不敬。”在大学读书时，周有光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946年，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想不到隔了许多年后还有用处”。

　　读大学时，周有光就发表过关于文法的文章，他自称“那是很幼稚的”，而其后在关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还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文字。“在当时看来，这些是新东西。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叫我到文改会来工作。”老人从书架取下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新中国成立后，文字改革的争论集中在是用民族形式的字母还是用罗马字母。我就根据我所了解的写了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想不到影响很大。中国从来没有人介绍字母学，我从历史角度阐述这个问题，人家觉得很新奇。”

　　和我们这些因使用电脑而常提笔忘字的“年轻人”一样，年迈的周先生也笑着“抱怨”：“20多年不写字，我的书法退化，不会写字了。”但他喜滋滋地说，“打字机方便得不得了，打拼音就可以出来汉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家公司根据周有光提出的“从拼音到汉字自动变换不用编码”的设想研制出电脑文字处理机，给周试用。自此，老先生于80高龄率先“换笔”，打字、处理材料、编辑书稿均借助这台机器完成。老伴张允和参与编辑家族内刊《水》，周先生不仅教会了80多岁的老伴使用电脑打字机，还亲自排版，并风趣地说自己甘做“义工”。

　　周有光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失去了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现在，来到了计算机时代。如果输入汉字必须经过记忆编码的特别训练，不能像外国字母那样方便，那么，中国计算机也只能由专业者使用，不能成为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我们在失去一个大众化的打字机时代以后，不能再失去一个大众化的语词处理机时代。”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如此评价周先生这种科学的预见性：“在今天，绝大多数人使用中文电脑时用的都是拼音转换法。感谢周先生给我们指明了中文输入的光明大道，使我们加快了进入中文信息处理时代的步伐。”

　　“可以说是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推广了拼音。以前很多人反对拼音，现在没有人反对了。随着国际往来大大增加，拼音变成文化往来的桥梁了，发挥了大的作用。”说到汉语拼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周有光笑得合不拢嘴。

　　有人说，周有光的“半路出家”使中国多了一个语言学家，少了一个经济学家。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如今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两个半圆相接，形成的是一个完美的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