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紫暄

　　（作者张紫暄，99年生，扬州市高中三年级学生；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些天，陆步轩带着他的猪肉重新杀回了公众视野，厚厚的眼镜，文人的模样，手里分明是一把杀猪刀还多拿了一本书！在镜头下，他扶了扶头上“北大毕业生”的那顶高帽，显得很从容。

　　对于“北大屠夫”，群众的反应无非是“那个卖猪肉的竟然是北大毕业的？”“那个北大毕业的竟然去卖猪肉了？”

　　对此我想提出一个问题——陆步轩是因为猪肉卖得很好，又被偶然发现他毕业于北大呢？还是因为他毕业于北大，所以他的猪肉卖得好？

　　不得不说，北大这一著名学府，既是莘莘学子的求学胜地，其巨大影响亦形成一种标签化的效应，如同陆步轩自嘲所说：“一次碰瓷，终身受益。”是北大的标签让他“火”了。

　　北京大学自洋务运动时期创办以来，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输送了太多的人才，使国家步步加大对它的投入，以至它在中国的教育界一直处于首屈一指的地位。于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在老百姓眼里，是成绩优异、国家栋梁的另一种说法，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让人在谈论起他们的伟大前程时，言语里有一种羡慕的酸溜劲儿。

　　“北大”这个词在此事件中被严重标签化。名校的光环和地位与陆步轩职业的普通乃至一般人眼里的“不入流”形成强烈反差，因此他们给予了陆步轩以及他的猪肉足够的关注度。人们心中期许落空的同时，事件本身的奇特性开始发酵——北大的学生怎么就卖起猪肉了呢？发问的同时，似乎“北大的学生永远不该卖猪肉”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前提。

　　公众心目中的职业选择标准，很大程度上有传统文化在作祟。如果历史有生命，它被“等级制”了几千年，要它在百年之间让拿笔的书生去杀猪，或者让它接受把办公室里的官和拿刀的屠户放在同一等级上，是极其困难的。即使当今这个年代，人们的职业选择思想已经日渐开放，认为北大的毕业生更应该把自己学了几十年的知识用在研究工作上，也是正常的想法。他们觉得“大材小用”了。

　　而对于身处在其中的人，比如陆步轩来说，毕业于北大固然是值得骄傲的，但不意味着就可以顺风顺水。十几年前，毕业后的多次求职失败，生活压力所迫，使他不得不拿起了屠刀。北大教授陆胤说，北大的学生的还有“一种选择，一种眼光”。如果说陆步轩曾经抱着给母校丢脸的心情开始这一行，那么如今他的回归却完完全全是自己的选择，放下笔重新操刀。

　　当今社会，个人选择应该称为一种自由，社会中各种职业理应获得平等的看待，大惊小怪地看“北大屠夫”，映射出这个时代的急躁和功利，也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价值标准中真正走出来。陆步轩以学历打广告的方式对于传统的猪肉销售不能说不是一种冲击；从另一方面说，什么时候有“北大”菜农，“北大”足球运动员了，对于国家的发展和某些行业领域的兴起，也算是一种有利的推动。更多的毕业于名校的“普通职业者”出现，或许对社会舆论有一种纠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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