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前夕,宁波市印发《习近平总书记党风廉政论述漫画解读》和《机关党员干部负面言行提醒本》(以下简称“《提醒本》”)两本“口袋书”,出台了“负面言行提醒”制度,引导警醒各级党员干部“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口袋书”图文并茂,形式新颖。据记者了解,这已经不是浙江省约束党员言行的首次尝试,从2015年起,嘉兴嘉善、绍兴柯桥等地,都开出过类似的“负面清单”。(8月8日 《北京青年报》)
对于机关干部的作风问题,群众诟病最大的就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而这其中,话难听对群众伤害最直接,也令群众感触最深。诸如“跟你说话怎么也说不清,好了,不要再讲了”“这事我办不了,别在这妨碍办公了”等恶语,一句就足以让群众的心“透心凉”。相关部门出台“负面言行提醒”,对发表两次以上负面言行的干部进行约谈,无疑是作风整治的一次升级,有利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整体形象。
然而干部“不能说的话”不说,并不代表干部的内心世界“干净”。这一点在诸多两面官员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原江西副省长姚木根落马前给人一种“夙兴夜寐”“勤政为民”的形象,暗地里却自导自演贪腐“大戏”;原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在开会时,常常把廉洁问题挂在嘴边,大讲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的严肃性”。但背地里却骄纵亲属子女、丢弃党性原则。可见,管住官员嘴上不作恶,不一定能拴住他们的心。
既然,管控“负面言行”未必能触及干部的内心世界,那么“事难办”的梗塞,可能还会依旧,只不过“难办”表现得更隐蔽而已。比如,干部不当面训斥、顶撞群众了,可背后真正干事时,依旧“一退六二五”,笑着脸把群众忽悠回去;不再趾高气昂,乱作为、瞎指挥、吃拿卡要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变成不作为、不担当,拖住不办了。由此可见,干部不说“不能说的话”,并不代表“能办的事会全部办好”。
更需要警惕的是,“负面言行提醒”制度的表面化、形式化。据报道,宁波市要求党员把“口袋书”经常带在身边翻查,时时学习、时时警醒。管控“负面言行”,从一点一滴抓起,这个初心虽好,但若不能入脑入心、产生实效,“口袋书”就可能变成形式主义表演秀。这种倾向值得警惕!
由此可见,管控“负面言行”只是约束了干部的“表”,并不值得欣喜。而让“负面言行提醒”产生实效,就必须让干部“怦然心动”。一方面,相关部门要继续加强宗旨教育,拧紧干部的思想阀门,确保干部从内心抵制“负面言行”。更重要的是,相关部门要以“事能否难办”为试金石,检验干部的工作状态,倒逼官员心口一致,真真履职。试想,干部若已“怦然心动”,“负面言行”还需要靠“口袋书”管控么?
我要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