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号，当魏则西事件还未发酵完毕，卫计委已经下了一纸命令：禁止以任何形式出租、变相出租公立医院的科室。

　　出租，有着另一个名字：承包。

　　破冰

　　说承包，就得从头说起。

　　1978年，小岗村的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决定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他们知道是，这是生存果腹的必须之举。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的历史因为他们，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之后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小岗村在第二年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公开肯定了“大包干”的做法。

　　80年代初，国家正式出台文件，明确在全国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时间，承包制激发了全国各地农村的活力，农业生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直至今日，这一制度依然被贯彻实行。

　　当时，由于承包制在农业上短期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承包一词，便开始具有了一种别样的魔力。当1984年开始进行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滞，我国经济进入低谷时，具有魔力的承包制自然就会被当作是挽回颓势，打开改革局面的绝佳方式。

　　因而在国有企业推行承包制，一时间既成为中央决策者们的战略选择也是企业普遍的自发要求。甚至当时的社会，也普遍对承包制怀有一种特殊的期待，当时流行的一句民谣可以充分反映这种期待：“承包进城，一包就灵。”

　　被视为灵丹妙药的承包制，就这样从农村开始破冰，一路高歌猛进，进入城市，进入企业。然而令世人意想不到的是，承包制竟从此开始毁誉参半。

　　毁誉

　　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国有企业有了承包制的助力，才使得中国克服了1985年底、1986年初经济滑坡的局面，并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此外，大部分企业在实行承包制的初期，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效益提高和亏损减少。似乎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当1987年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的国有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时候，“承包不灵”的流言已经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而从1988年开始，中国经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震荡。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企业很难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政企不分的弊端尤为明显。承包制的主体往往是由行政部门批准认定的,他们经常既是行政官员又是经营者,他们不是企业国有财产的所有者，却又有权支配企业的国有财产,而又不对国有财产的盈亏负责，在这一过程中，难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局面。

　　其次，承包制必然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使得企为了获取短期利益而不顾长远发展，甚至会做出有损消费者的行为。

　　从长远来看，企业承包制事实上并不利于国家财政的增长和宏观调控的实施。甚至承包制本身与现代企业制度间也存在着相当的矛盾。

　　归根结底，企业承包制毕竟是政府搞活企业而非市场搞活企业。它难以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也与改革开放的长远目标有所冲突。

　　但是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这场国有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它确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被迫的选择。尽管存在着种种弊端，企业承包制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更为关键的是，它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转换了企业的运行机制，为企业进一步地深化改革以及向股份制的转变铺平了道路。

　　作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一个过渡模式，承包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经验得失，依然是一份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的重要遗产。

　　但是，当时承包制并没有在国有企业这里停住脚步，当它大踏步地走向下一个全新领域时，对于承包制的评价就再也不是五五开，而是毁多誉少。

　　这一全新的领域就是医疗。

　　两难

　　1987年，国家开始推行医疗卫生承包责任制。这是继农业、工商业之后，承包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进入的又一重大领域。

　　当时有一句话，可以充分反映时人的态度，叫作：“农业承包,天经地义;工业承包,合情合理;商业承包,将本就利;医院承包,不仁不义。”尽管当时有很多专家阐述了医院承包的益处，可对医院承包的争议与批评一刻也没有停止。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情境，就会发现医院承包确实有其合理性。

　　首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旧有的医疗卫生体系已经全部崩溃，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全新的体系，而这需要政府财政的巨额投入。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必须通过承包制来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

　　其次，承包制确实能够有效激发医院的效率与活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多年没有更新的设备，在承包制实行后获得了更新。多年没能改善的医疗条件，在承包制实行后获得了改善。就监管者来说，有人承包给钱接盘，总好过这些医院天天找自己要钱。

　　对于承包方来说，它选择承包的理由也很简单：可以迅速借助医院的牌子，获得当地病患的信任。在医疗领域，信任感是无比重要的资源。

　　因此，对于当时的医院和承包方来说，医院的承包制是一个绝佳的双赢模式——当然，如果可以兼顾到患者的利益，那么这一制度将是对国家、患者、医院、承包方的多赢模式。

　　败坏

　　然而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医院承包制的名声被败坏？

　　一个原因是，当时医院的高层做决策非常容易，因此承包方只需要通过一两个人就可以获得资源。另外当时的各种信息并不公开，这就导致承包方用很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很好的承包点。所以资本就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去取得医院的低价资源，导致承包模式的复制变得非常容易，也就具备了权力寻租的巨大空间。

　　但问题是，承包点虽然可以不断的扩张，优秀的医生资源却是十分稀少的。当医生资源开始枯竭（比如走穴的名医被原单位禁止外出）时，以次充好、过度宣传的医疗服务便也随之开始出现。久而久之，一个个承包点的声誉便会受到影响。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其他的事实。比如，作为承包方，我们很难说他从医院承包的那一刻起就想着要去作恶。老板的初衷当然不会是作恶和行骗，因为这会导致巨额的处罚。然而很多时候，往往也是承包方雇佣的医生教会了老板怎么去行骗。而监管方和媒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为公立医院，媒体和监管部门一般是不会去随意染指的。然而那些被承包的科室、包括后来的一些民营医院却不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科室和医院成为了提款机。

　　据知情人爆料，曾经有一个很知名的报社，就天天派记者蹲点在某民营医院的门口，想要搜集到各种证据以便进行曝光。当然，医院想要息事宁人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必须要在该媒体上做广告，关于广告的费用，自然有很多门道。

　　再说监管部门，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医疗纠纷的仲裁来寻找权力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很多被承包的医院本身，甚至也有监管人员的股份。

　　最后，当一个医院的科室被承包之后，有些院长就可以安插一名亲信进入这个科室，堂而皇之地坐地分钱。

　　这就是媒体、监管、院方、承包方的共恶。所有这一切，自然要由患者来买单。而医院承包制本身，却急速扩张开来。

　　矛盾

　　今天，公立医院的承包制已经被明令禁止。可我们却依然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承包制变种。如上文所说，虽然承包制确实曾造成过不良的影响，但那也并不代表承包制本身就具有原罪。

　　今天，国家一边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一边在医疗的市场化道路上依然存在着太多障碍。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国家的法规与监管很难跟上市场的变化。很多规定在落实时，都或多或少的走了样甚至难以落实，如三级转诊制度就是如此。

　　今天，民营医院所面临的困境与当年的医院承包相比，有增无减。而那些被人所厌恶的民营医院，本身就是无序扩张的产物，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之下，以次充好、虚假宣传、不断提高广告费用，就成了必然之举。

　　当我们提起“莆田系”而咬牙切齿之时，也应该看到。很多“莆田系”医院本身，也已经被百度所绑架，其营收的绝大部分，不得不再次投入到百度的竞价排名中去，形成恶性循环。而民营医院中那些真正优秀者，其实早已摆脱了对百度的依赖。

　　总之，医院承包制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不堪，真正不堪的是它的无序扩张。我们通过这一事件学到的，不应是对民营医院的疏离和对市场化的敌意。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监管彻底、法规健全、公平透明的医疗环境。我们还需要的，不是让百度这样的非专业入口来为我们提供专业的医疗信息，而是真正专业、独立的第三方服务，使我们不再盲从，不再重演悲剧。

　　至少，那些依赖于百度广告才能存活下去的医院，早已深陷泥潭。而这本身就是市场应该优胜劣汰的部分。